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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6-03-28 10:12:26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知识青年
【知青网 知青史料】我们那个县，总共几百个知识青年，流氓能有十几帮，不是你抢我，就是我抢你。首先是知青之间抢，然后才抢老百姓。
知青经历如何塑造政治人物
人物周刊：知青对当年的看法也五花八门，有怀旧和审美的，也有沉痛反思的，是什么造成这种差异？
米鹤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很多已淡忘了那时候到底怎么过来的，很多当事人的思想自己就没理清过，甚至连一些历史事实都忘了。我们聚会或聊天时，很多人不光记错事实，连当时那个色调都记错了，本来是灰暗色调，给记成阳光明媚的色调，浪漫化了，记起来的都是些小溪边抓个小鱼什么的田园风光，把偷老乡自留地的玉米等当作乐趣，忘了生活的艰辛、劳动的艰苦，特别是“接受再教育”中的精神磨难。
人物周刊：因为每个人经历不同？
米鹤都：不是，有相同经历的人、在一个队生活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记忆。为什么版本不一样？我分析有几点，首先行业不同，比如搞社会科学的跟搞自然科学的，对上山下乡的看法就不一样。那段时间对搞社会科学的人来说，简直是社会素材的积累过程，反过来，不讲博导、院士这些虚名，这代人有几个做出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有吗？至少我孤陋寡闻。今天当官的跟搞学问的又不一样，文化界更特殊。这代人的星光灿烂几乎都集中在文化艺术界。这代人出了些什么名人？写知青文学的作家，画家，艺术家，第五代导演，诗人等等。没上山下乡，他们可能还真出不了名，为什么？没特异环境的挤压，没那种特殊的精神感受和生活体验，可能就难以激发出他们创作的才能和激情。
另外，和人们今天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关系更密切。下岗的跟在职的又不一样。有些人吃饱喝足，想起原先拍婆子（北京土话，指街头搭讪异性或性骚扰）、上山下乡吃点苦，都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乐趣。要是当年在农村中受苦，后来回城当临时工，好不容易转正了，90年代初就下岗，现在一个月八百块钱退休费，你让他回忆上山下乡，对他的人生有什么价值？
人物周刊：对现在条件好的人来说，那是一种美好回忆。
米鹤都：现实中往往是这样的。上山下乡这代人中，今天讲青春无悔的，往往是因为他能够把那个苦难转化成财富，但是绝大多数知青恐怕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不赞成青春无悔的说法。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有能力把苦难和磨练转化成财富的人，或许你有资格这样讲，但切忌不要代表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那些没有能力转化而且今天还在苦难之中的人说这种话，那就太残酷了。
再说当官，知识青年在特定情况下大起大落、大上大下，从城市下农村，特别是身居高位的干部子弟，一下摔到地上，成了黑五类，或者还在监狱里蹲过，父亲又平反了，然后又慢慢爬起来，走入仕途。对他们而言，这也是难得的经历。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算计、圆滑，这代城市青年原来不具备，在跟老乡捏把子中（指在袖子里进行秘密交易），身体力行中，练就了为人处事的圆滑。这也是书本中学不到的财富。
人物周刊：能详细解释下吗？
米鹤都：苦难和成才一直是个悖论，对知青中的精英而言，上山下乡就是一笔精神财富。知青中的一些先觉分子，看到农村真实情况后，这些人对原本理想主义的内核，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等，产生了否定之否定。他们不再迷信，而更注重实践的结果，怀疑精神出现了。另一方面，因为理想主义，很多人逐渐把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为自己的责任。
对中国农民本性的东西，知青全学会了，又有城市知识分子或者干部阶层的品性，他们的文化心理是这两种东西的结合体。艰苦生活和劳动磨练出他们坚毅的品格，承受能力和担当精神也高于一般人，他们是接了地气的一代城市青年。
还有一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把握，崇尚求实而鄙夷虚套子。比如对政策打擦边球，那时的农村，经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边喊着农业学大寨、限制发展自留经济的口号，一边想方设法少交公购粮，瞒产私分，多弄点自留地、自留畜。老百姓、乡村干部的那种狡黠，知青全学会了，很多当过社队干部的知青也是这么做的。那么改革开放是什么？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又要遵守条条框框，又要有所创新，而且还不能左了、不能右了。实际上，我们改革中的每一步前进往往都是打擦边球的结果，慢慢积累才改变了条条框框。有过这段在农村经历的人和没有这段经历的人，这中间的差别就大了。所以改革开放的环境，对于有上山下乡经历的干部来说应当是如鱼得水，这套“曲线救国”在改革开放中全用上了。
人物周刊：是说这段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们日后的行事方式？
米鹤都：因为上山下乡经历，知青们变得更自立，有农民的那种求实，有修理地球时得来的吃苦耐劳，当他们回城的时候深知，世界上没有什么救世主，等待别人来救不如自己救自己。全国一千多万知青的返城，对社会来说当时是个沉重的包袱，但是知青们没有成为社会的负担和不安定因素，很快自己消化了自己，做小生意、卖大碗茶、打零工，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
甚至说有些知青还沾染了些“流氓”习气，下乡时候的那个社会环境，你没点流氓那两下子，你只有吃亏。比如我们那个县，总共几百个知识青年，流氓能有十几帮，不是你抢我，就是我抢你。
人物周刊：抢什么东西？
米鹤都：抢钱、抢衣服，我还让人抢过衣服。首先是知青之间抢，然后才抢老百姓，一般流氓还不抢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没钱，抢他们还容易产生严重后果。农民到公社告状，被会被抓起来，而抢知青公社一般不管。我们后来把抢我们衣服的流氓抓住了，送到县公安局，结果也没咋，第二天就放回去了。所以在那个环境你要生存，你自己不是流氓，都得知道怎么对付流氓，而对付流氓的有效方法往往就是用流氓的方法。
当时延安是北京知青下乡中最乱的，打架成风。1968年前后，北京办了一个流氓小偷学习班，有流氓打架行为的都被抓起来，关了好像几千人还是上万人。后来“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只要你报名上山下乡，马上就放，所以这一大批人中很多就报名去了陕北。这倒也不是有意安排，正赶上这一批去延安的趟了。所以它本身就乱，再加上延安又苦，那一年又大旱，没粮食，知青也吃不饱，安置工作也不好。我在《心路》里描写过这一段。
人物周刊：总体怎么评价这代人？
米鹤都：我1989年写的《红卫兵这一代》里，认为这代人的历史作用，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桥梁。他们一头连着传统，一头通向现代。可他既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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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8 11:2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