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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9月18日 朝花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居欣如
为人处世，各有其道，难求一律。人总又脱离不了社会、历史的局限，性格的差异，带上时代的烙印，于是就有各式人等。而纵观历史，在为人与处世上，大致不失为两大类：刚直与圆通。
中华民族向有“贵直”的美德。“直言”被看成一种好品性。人若志在天下国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论，公平无私，就连一个“正”字也是横平竖直。因为，只有词直而理正，可以消谤媚之患，矫奸养正，有助天下太平。
但直言又往往忤人取祸。
汉代梁冀专权，李固和胡广、赵戒相约朝议时坚持立严明的清河王为帝。梁冀妄立昏庸的桓帝，压朝臣屈服。在朝议天下大事时，胡、赵临危变节，附冀暴贵，李固始终如一，终因直言犯上被曝尸。有歌谣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人们赞美李固的高风亮节。许多文人志士往往也秉性刚烈，言语激进，矜才使气，不把当权者放在眼里，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嵇康应属这种类型。他看不惯司马氏当道的种种劣迹，更因他生来“刚肠疾恶，轻肆狂言，遇事便发”，“不识人情，暗于机宜”，与司马昭唱对台戏。他那种不阿附于势，不取媚于权，不怕得罪人的品德，照现在的说法是“没有弹性”，“不懂妥协”，其结果可想而知。最终慷慨抚奏一曲《广陵散》，终成绝唱。明代浙江佬方孝孺草诏被戮案，表明这位方正学的刚直忠贞。当成祖朱棣兵入京师（今南京）夺取了皇位，为诏于天下，令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而这位不识抬举的区区侍讲学士，竟敢抗旨，执笔一“篡”字，并说“万世后脱不得此字”。始，成祖犹好言慰之曰：“此吾家事。”方正学终不改口，唯骂而已。由此有了灭十族的“瓜蔓抄”。
翻开一部历史，由于为人刚正不阿，锋芒毕露而遭杀身之祸的，又有多少？由是观之，如此为人处世虽能扬天地之正气，毕竟代价太大。
倘遇时势多艰，“终日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情况下，有的人则信奉“无道则隐”的准则，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古往今来有多少隐姓埋名者苟活于隐忍之间。这也是一种为人之道。这些人士虽形似模糊，而心存方正。处世之道，一种是隐，不捋虎须，也不愿趋奉，而是退避三舍，忘情于山水，以求得心灵安宁。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家境贫困，“耕植不足以自给”，出仕彭泽县令，做了80多天官，觉得浑身不舒服。“岂能为五斗米折腰？”遂弃官回家。写出了《归去来辞》等传世篇章。另一种是狂，忘却自我，借酒装糊涂。嵇康的好友阮籍有这一拿手好戏，许多事“皆以酣醉得免”，司马昭拉他联姻，他一醉60天，结果，只得不了了之。处世之道则采取“每与之言，言皆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甘遭诽笑，求免猜疑。
而随着大形势的变化，更有些追名逐利、不甘寂寞之徒，则越发变得圆通，以顺时趋势。这类圆性人物得以大行其道：一则出于大环境的需要，二来是他们可以得到依违两可，左右逢源，“若枉若直，若是若非”，善观风向，会听招呼，揣摩上意，顺时应变，所谓圆融通达，适应性强。这种圆性人物无厚此薄彼之嫌，有面面俱到之功。他们不必耳提面命，却可无师自通。其诀窍全在“揣摩”二字：即察言观色、心领神会，转变角色，忘却自我。因此，这类人物在任何朝代都得到当权者的恩宠。任何情况下，他们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任何环境下，都能繁衍自己的后代，使同类更加“繁茂昌盛”。
由于这类人物始终比较得势，于是，人们竞相效尤，竟成风气。做人更由圆通而变成圆滑。心中无经纬，做事无方向。终日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对上，鉴貌辨色，投其所好，施其所求；对下，独喜八面玲珑，吹捧抬轿之徒。此类人物倘夜间扪心自问：如此为人，于国于民有何益哉？这样处世为人于己于人终无好结果！
鲁迅深察中国社会之痼疾，呕心沥血，痛心疾首，针砭时弊。然论及为人处世，他告诫青年，独强调一个“韧”字。他敦劝青年，面对时势“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狂”，太急，难于耐久，容易将力气用完。鲁迅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因为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反抗，这种锲而不舍的韧劲，“虽近似劝人耐心做奴隶，而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鲁迅讲得很实在，也是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对于种种不正的东西，与其碰钉子而气馁、发脾气，于是从失望到绝望，不如学会一个“韧”字。鲁迅强调的“韧”字，那就是不鲁莽、不急躁、不冲动、不气馁；既不消极退避，也不自暴自弃；而是始终如一，脚踏实地，尽其所能地做有益的事。真正做到刚柔结合，顺应潮流而心存方正，而总是实实在在地干些于国于民有用的事。对于鲁迅所说的“韧”，用现代语言，说得形象点，不妨像个铜钱，即外圆内方，既能适应大环境之需要，又保留自我；既不遭外界之排斥，又不致随波逐流，失去方向。不知这样来为人与处世，这样来理解曲与直，是否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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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9 09:2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