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一个变味的传统

邗沟边的一棵树

原载   解放日报      文   殷啸虎





       据央视调查，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天价彩礼的乱象不断蔓延。鲁西南的一些地方，彩礼按斤两算，用秤来称，三斤三两重的百元大钞，加起来大约是10多万元。但这仅仅是彩礼的标配。据说，有的人家为了减少数量，便将百元大钞放在水里浸湿，然后用布擦干，以增加钱的重量。有些地方一个家庭一年大概最多挣五六万元，但彩礼要十几万元。
　　造成天价彩礼的原因是深层次、多方面的，但它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可也有人认为，彩礼是中国婚姻文化的传统，自有婚姻制度以来，几千年来相沿不替，所以不能简单地用法律手段加以干预。

　　“明媒正娶”的必要条件

　　以彩礼为形式的聘娶婚，某种意义上说，是婚姻传统文明发展的产物。氏族社会时期盛行的是掠夺婚，不同部族之间相互抢婚。今天婚姻的“婚”字，就留有掠夺婚的痕迹，因为抢亲往往发生在黄昏时分。后来，掠夺婚被禁止，取而代之的就是聘娶婚。顾名思义，聘娶婚就是男方送一定的礼物、金钱作为聘礼给女方家里，以缔结婚姻关系的一种婚姻制度。
　　从形式上看，彩礼是聘娶婚的必要条件。因为聘娶婚的基本目的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而“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在旧社会，只有以一定数量的彩礼、通过聘娶的形式结婚的，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否则只能为妾，不能享有妻子的名分。

　　彩礼数量不得逾规

　　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的法律大体上对彩礼都有规定。如唐朝就对接受彩礼的数量规定为：三品以上官，彩礼不得超过绢三百匹；五品官不得超过二百匹；　七品官不得超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超过五十匹。这些都是上限，下限则无要求，甚至一般的财物酒食等也可作为聘礼。元朝法律则分别对官员和庶人彩礼的上限规定为：官员，一品二品五百贯，三品四百贯，四品五品三百贯，六品七品二百贯，八品九品一百二十贯；庶人，上户一百贯，中户五十贯，下户二十贯。可见，以彩礼作为婚姻必要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体现“明媒正娶”，而且在数量上也要体现“贵贱有差”：身份和级别高的，彩礼的数量可以多些；身份和级别低的，彩礼的数量也少，不得逾越，否则便是违规。





　　然而，尽管法律规定如此，但历朝历代还是存在假彩礼之名、行买卖婚姻之实的情形。汉朝初年的功臣陈平没钱送彩礼，娶不起老婆，后来还是一个叫张负的财主，因他的孙女嫁了五次，所以主动借钱给陈平，让陈平娶了她。宋太祖赵匡胤在做皇帝之前，担任后周殿前都点检时续娶后妻，但钱不够，结果还是朋友资助金帛数千匹才得以成婚。甚至还有人公开假借彩礼之名买卖婚姻，“嫁女者重索财物，与估卖躯口无异”。为此，自元代以降，法律对彩礼的规定也更加严密，处罚也不断加重。元朝法律就明文规定：凡违例多索要彩礼的，要“谕众遣决”；明朝也多次下令“婚姻毋论财”。但以彩礼多寡论婚嫁之风很难得以遏制，甚至还经常发生因争彩礼而引发的诉讼。

　　“市井所为，岂当效哉”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婚姻缔结时，女方同样要给男方一定数量的金钱和财物作为嫁妆。妆奁的数量一般与彩礼相同。而一些穷人家的女孩子，因为没有妆奁之资而难觅佳偶，待字闺中。
　　北宋初年的名将李谦浦晚年购置了一所宅院颐养天年，但他的侄女因家贫出不起嫁妆，李谦浦不得已只好将自己的宅院抵押给他人，借钱充作妆奁。苏东坡的外甥女出嫁，嫁妆不够，最后还是他向朋友借了二百贯钱作为外甥女的嫁妆。官员尚且如此，平民的状况便可想而知了。
　　因此，彩礼也好，妆奁也好，虽然过去是婚姻关系神圣、合法的象征，但在金钱的诱惑下，难免渐渐变味，成为陋习。清朝的吴荣光对此进行过猛烈抨击：“择妇必问资装厚薄，装厚矣，女虽不淑，亦姑就之；嫁女必计聘资之丰俭，苟丰矣，婿不佳，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此市井驵侩之所为，岂士大夫所当效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