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和长辈聊天,他调侃说,他发现自己家的钟点工用的手机都比他好,并且因为这个原因,他有点不好意思去买新款的iPhone,以免令她觉得有攀比之嫌。并且他还补充,“也许是因为上海房价太高的缘故,她们也买不起房子,就会想买苹果手机”。我觉得这种想象的联结荒谬且有趣,回来和研究性别与科技领域的同学讨论,他们告诉我,其实这个议题早有人关注。
美国女性主义传播学者卡拉瓦利斯(Cara Wallis)2013年出版的《中国的技术迁徙:年轻女性移民与手机》(Technomobility in China: Young Migrant Women and Mobile Phones),通过六年的田野调查,对一批在北京从事初级服务业的农村女性进行了走访。她们怀抱着对一线城市的向往积极展开淘金之梦,与此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制度障碍和城乡歧视。于是,手机不仅是她们进入陌生城市、建立起原乡之外社交圈的第一媒介,也日益成为了阶级攀登的符号。事实上,瓦利斯的研究时间刻度尚止步于智能手机大规模普及之前。但她显然已经意识到包括手机的“自拍”功能对于女性打工者自身自主权的形象建构。
在瓦利斯调研的时期,中国打工者无论男女还只能负担起价格低廉的国产品牌和山寨机,但目前的境况显然又在发生重大的沿革。据全球市场研究机构TrendForce最新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2.93亿台,年增长10.3%,其中,中国是iPhone第一大海外市场。据彭博社消息,去年第四季度中国非Android手机销量增长33%,所以尽管对于科技硬件来说,2015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但中国的苹果业务却依然交出了好看的成绩单。在iPhone 6s系列发售的第一个周末就卖出了1300万台,去年第三季度,苹果的中国业务营收增长一倍至125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苹果在中国的门店将从28家增至40家。这些手机卖给谁了?
早年还时常听闻,少不更事的年轻学生卖肾买iPhone的新闻。实际上,在iPhone流行之前,黑市肾源价格甚至远远高于iPhone的售价。但iPhone因此有了“肾机”的恶名,不仅是因为它拉低了“器官价格”。卖肾买iPhone和省吃俭用买iPhone昭示了iPhone超越通信功能的社会价值,对许多人来说,iPhone是奢侈品的入门,它的象征意义使其本身获得了高于水平线的品牌溢价能力。它使使用它的民众相信自己通过使用最新款的iPhone获得了社交生活中更多的尊重,用瓦利斯的论点,即“不流动的流动性”,“是处于社会结构底层或下层的人口向更高的阶层迁徙的可能性。然而这种流动性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流动。”
社会学家翟学伟曾指出,“一个真实社会的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与社会规范结构相权宜的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个体无形或被迫地接受社会先于自己的那些社会角色和社会位置,而个体在其规范的制约下又有自己意图要表现时,他会采取一种同社会结构相变通或相权衡的行为方式来行动。这时的社会个体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能将自己的主观意图或计策同外在规范调试起来,即既能在行动的规范上显得没有违反制度的合理性,但同时已经实现自己主观策略性的介入。” iPhone6s推出粉色款时,有如土豪金刚上市时洛阳纸贵,最直接的原因是,在手机外观差别不大的前提下,颜色能显而易见地昭示身边的人自己所使用的iPhone为新款。而客户端的发布标志更是将这种“新款区别”明确化。围绕着iPhone及其新款所承载社的会心理已经远远超越了“炫富”和“虚荣”等简单的标签。iPhone所建立的社会审美与社会规范,正逐步令使用它的人型塑、扮演着内心向往的个人形象。
长期以来,中国因城乡发展差异、贫富差距、性别歧视等等问题所产生的被“污名(stigma)”的社会身份,有如“(外来)打工妹”、“屌丝”等,正前所未有地遭逢看似阶级中性的新技术的包装。原先的污名特征使他们区别于他们可能成为的其他类型的人,也令他们在虚拟和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的差距逐步固化。他们通过使用iPhone手机以避免被当做城市局外人,但这种“声望符号(prestigious symbols)”与污名符号(stigma symbols)的对比却使得污名的可见度反而变高了。
美国市场研究机构Creative strategies Inc去年在中国做了一项调查,显示中国较低收入人群中,iPhone手机使用者的数量持续增加,这种趋势可能让很多人无法相信。高级分析师本·巴拉林(Ben Bajarin)在一份报告中称,中国低收入人群持续“ 倾家荡产”买iPhone,中国市场仍然是苹果公司增长潜力最大的市场。知乎网友“曾加”认为,这与iPhone手机5000-7000元的价格定位有关,因为在这个价格区间里,似乎没有什么生活必需品。且对于不太富有的人来说,iPhone虽然需要攒钱购买,但攒钱的周期并不算长。在这个不算长的时间里,iPhone是他们可以买到同类物品中最优秀(至少是之一)且实用性强的商品,能大大改善生活质量,因此这对他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污名》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污名研究中最切题的信息是“与他身上持久的特征有关,而不是和他在某个时刻可能会表现出来的情绪、感情或意图有关。由某种符号传达的社会信息特别有助于确立声望、荣誉或称心如意的阶级地位,而所要确立的这些是其他方式呈现不了的”。这也就意味着,低收入者购买iPhone并非一时的情绪作用,而是切实是一种社会行动。iPhone手机虽然是弱势人群试图融入城市进步的努力,但这也昭示他们通过个人努力偿付的城市生存成本已经高得骇人。除了iPhone手机,他们已难以购买其他的城市“声望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