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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5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罗昕 杨宝宝 实习生 鞠文韬
寒暑假结束时，“312”电厂的职工孩子聚集到这个大门口等车回上海。那时陈建荣的父亲总要给儿子捎上用山里土鸡蛋做成的茶叶蛋。
在江西工厂里的春节
1978年春节，来自上海的徐进法一家是在江西抚州过的年。
新的对联贴上了门框，四个孩子都换了新衣，围在一起听收音机。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却还是地道的上海菜。
1961年，国家号召上海支援内地。徐进法响应号召随同福袜厂举家迁到江西。同福袜厂迁到抚州后改名江西抚州针织厂。经过厂里动员，最后跟着支援内地的员工连同家属有200多人，几乎占了全厂的90%。
到1978年，17年来，徐进法他们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他的四个孩子都进了江西抚州针织厂工作，这个家庭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四个孩子中，老大徐坚平、老二徐赞平、老三徐越平离开上海时都不满6岁，对所谓的家乡懵懵懂懂没什么概念，老四徐浩平就在江西出生。
在他们概念里，抚州就是家。上海，反而太过遥远。
“当时和上海已经断了联系。对这里好不好上学、生活条件如何，都没有概念，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没有对比。” 徐越平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虽然在这个上海人的小天地里，他们身边都是上海人，说的也是上海话，但上海是什么样的，这些“援二代”已经没有概念。
徐进法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想回上海。但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以后，一切似乎不再是铁板一块。平静无波的工厂里被投入了一块石头，大家心中都荡起了涟漪。
心思活动的上海人开始尝试做生意、赚外快。市场经济开放之后，国营工厂的效益也逐渐下降。这对随厂来支援内地已经快20年的上海工人们显然并非好事。但另一方面，回到上海，似乎有了一丝可能性。
这一年带来“回家”的可能
1977年恢复高考时，四个孩子中只有徐越平赋闲在家，其他孩子都去上山下乡。徐越平听说高考，觉得“还有读大学回事啊”，便想一试。1977年，抱着玩票的心态去试过以后，徐越平总分只考了二十几分，为此深受打击：“当时英语题就是考写出26个字母，一点也不夸张，但真的写不全。”
极度失望的徐越平觉得自己和大学无缘，回到父母的厂里做临时工。教她的两个师傅是读过书的，劝说徐进法“该让小孩学点知识”，徐进法才找了学校送徐越平去补习。等到1981年，徐越平考上了同济大学函授班。
这一步选择，撬动了这个家在江西似乎已经很难挪动的根基。1993年，正值上海大量引进人才大搞建设的时候，徐越平揣着一纸学历证明，在亲戚介绍下在上海找到了上海南汇市政工程的工作。
“我父亲看到我到了上海，就一直跟我唠叨，让我帮哥哥也找个工作让他回到上海。”徐越平说，父亲当时一腔热血带着全家迁往江西，也从来不提要回上海，“但我知道父亲的心结，他虽然嘴巴上不说，但内心深处还是想回上海的。”
和上山下乡后的知青返城问题不同，支援内地时，上海家庭大都是举家迁出，又基本是普通工人家庭，在上海没了亲人牵挂，返乡难之又难，绝大部分人扎根内地后，再也没有回去。徐越平知道的抚州针织厂第一代人的子女中，后来回到上海的不足10人。
1995年，徐越平托人介绍哥哥徐赞平去南汇一家商城面试，哥哥面试成功回到了上海。徐赞平头脑灵活，于2003年下海经商。姐姐徐坚平上山下乡后，顶替母亲入厂做了女工，1990年代针织厂效益下降后，成了提前内退大军中的一员，不到40岁就内退在家，后来跟着儿子回到了上海。小弟徐浩平起初也在抚州针织厂工作，后来调到自来水厂，再没有回到上海。
如今，抚州针织厂也已经消失在改革的洪流中。“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找出路。我1993年回到上海的时候，针织厂还在，到2008年左右再去，厂址就已经被房产商买断，造了商品房。” 徐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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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7 16:2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