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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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名读书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那年我七岁，母亲带我去报名读书，读的是离家最近的青云路小学。学校就在我家弄堂旁边，靠近青云路桥。横浜河水在学校旁边流过，有点浑浊，但还能钓到鱼。校内有两个操场，外操场和内操场。操场旁边还种了许多柳树。校舍由一层楼和两层楼的教室组成，紧挨着内操场旁围成一圈。虽然学校条件简陋，但每年也招收几百名学生。学校有医务室、广播室、音乐教室。外操场上搭了体操台。这所学校不大，它建在棚户区包围之中，周围是解放前夕从苏北逃荒来上海的难民搭的木棚草棚房子形成的棚户区，只有我家所在的海运局宿舍如鹤立鸡群般很显眼地占据着棚户区当中的一大块地方，而海运局宿舍的职工子女便成为青云路小学的很大一部分生源。光我的班里就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是海运局宿舍的职工子女。青云路小学在虹口区没什么大名气，不是重点，但这确实是一所不错的学校，老师很敬业，非常负责任，也很有水平，对学生无论贫富都和蔼可亲。

我进了一年级二班。班主任周志辉是一个高高大大有着一对漂亮大眼睛的女老师，湖南人，从河北师范专科学校毕业，教我们语文。周老师和我母亲差不多大，可以说是我的启蒙老师。以后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一直都是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也没换过，一直是周老师。

周老师对我们很好，但也很严厉。调皮的男同学都有些怕她，因为她经常要把他们留下来谈心，补课，让他们订正作业，还要他们的家进行家访。对其他同学的家庭，周老师也定期进行家访。她对我们抓得很紧。我们从二年级下学期就开始有作文课。周老师还布置我们每周写一篇周记。她说这样对我们提高写作能力有帮助。由于她上课时的抑扬顿挫，由于她标准的普通话，由于她多次在课堂上念我写的作文，使我对语文这门课有了特殊的爱好；不但不害怕写作文，还会在老师布置的作业外另外加写一些短文，请老师修改。周老师从来没嫌我给她增加了工作量，反而在班上表扬我勤勉好学，肯动脑筋。

2、加入少先队

1960年在我二年级的六一儿童节，我在班上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还担任了中队委员，班干部。我穿着崭新的白衬衣，戴上了鲜红的红领巾，面对有着星星火炬的少先队队旗庄严宣誓，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从三年级起，我担任了大队委员，从四年级起担任少先队大队长。课余时间，我是文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我经常为班级和学校出黑板报，组织参加排练文娱节目，在班级和学校演出，甚至到区、市少年宫演出。我经常参加少先队的干部会，有时到区里市里开会，或参加少年宫活动，还担任了学校的广播台播音工作。这些活动使我受益非浅。有一次，我去为全年级的同学买电影票。由于同学们交的钱都是一分两分，最多是五分的，加在一起，用手帕包了有一大包。我拿着这些钱，到了电影院，一分一分数给工作人员，居然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电影院的卖票人员说小姑娘倒蛮会办事的。我还参加了少年宫的兴趣小组，除了学唱歌，还学会了摄影和冲印照片。

那个年代的小学生确实可以用“长在红旗下”来形容。我们学的课文政治性非常强。每周还有班会，政治课，形势教育等。小学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曾经参加过声援越南的游行，和抗议美国侵犯古巴、侵占巴拿马运河的游行示威；我们曾参加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学雷锋运动，到地区社会做好事，为孤老服务、做大扫除，参与公益事务。我们少先队的活动也常常是祭扫烈士墓、参观革命纪念馆等。我们排练的活报剧一类节目也多是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如《江姐》、《小英雄雨来》等。我们老师还曾请过班里两同学的家长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位是解放上海时原海运局军管会的干部，一位是旧社会当过放牛娃的新四军老干部。他们的现身说法让全班同学肃然起敬。

                 

                    3、课堂内外

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也许是先天不足和后天缺乏营养、缺乏调理，我经常头疼脑热，生病请假。还有贫血，肠胃病、神经衰弱等。有时母亲学校工作忙，没时间陪，就让我自己去看病。在二年级时有一次我拿着母亲写的条子交给医生，医生很奇怪：这么小的小孩，怎么一个人来看病，还是整夜睡不着觉这种大人才生的病。医生问我为什么睡不着，在想什么，我说什么也想，就是睡不着。其实一个小孩有什么事要操心？我就是肠胃消化不好营养不良，贫血，体质差。于是就打了很多针吃了很多药。可是一点也没效果。还是经常睡不着。所以我的脸色一直是黄黄的，黑黑的，不像其他有的小孩哪怕吃山芋吃杂粮，脸色都红扑扑的。我直到以后上山下乡才去掉了神经衰弱的毛病。

二年级时我住了一次医院。那时我肠胃很不好。常是吃什么拉什么，夏天连黄瓜番茄也不能吃，一吃就拉肚子，人又黄又瘦。有一天去上学，发了高烧，老师看我很厉害，就送给我一只苹果，让我回家。等母亲回来，赶紧喊了三轮车带我上医院。记得那天哥哥正在弄堂里疯玩，母亲训了他几句，叫他赶快回家。母亲晚饭也顾不得吃就陪我上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说我得的是急性肠胃炎，要隔离，预防传染，要住院治疗。母亲把我交给医生就回家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在外面过夜。只有八岁的我很害怕，很孤独寂寞，也很无奈。我整天躺在病床上，身上吊着盐水针，护士每过二十分钟来看一次。到吃饭的时候，护士会送饭进来，其他的时候，我就只能无声无息躺着。也看不到旁边病床上的小病友长得什么样。因为这是传染病医院，平时家属不能探望。每个星期只有一次探望。这样一天天过了一个星期，好象一年那么长。终于，等到了母亲来探望。看到母亲我差点掉下眼泪。因为我事先根本没想到住医院是什么样的。再过了一个星期，医生说我好了，可以出院了，母亲要来接我了。我非常期待，等了半天像等了好长时间。母亲总算来了，她又叫了辆三轮车带我回家。

我记得那时候坐普通的公交车是五分一角，而三轮车根据路线的远近一般是三角到五角。在我们家三个孩子中，只有我是较多享受到这种待遇的。哥哥妹妹他们不大生病，也就不大有机会坐三轮车了。只有偶尔在星期天父母带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全家一起坐一次。

但这些并没有妨碍我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尽管我经常因病缺课，可我会躺在病床上看书。除了教科书，还看各种闲书，包括古典小说。哪怕发高烧，只要等高烧一退，能爬起来，我会马上去学校上课，把没做的作业补上，考试的时候还能考到高分。那时候由于学生多，校舍紧张，我们只上半天课。周老师让我担任了学习小组长，把一些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家境不太好的、其他小组不大欢迎的同学放在我的小组里。我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他们都很喜欢到我家来，除了一起做作业，复习功课，我们还一起玩，做游戏。那时小孩多，大家一起玩的时间多，游戏也多。跳绳，踢毽子，跳橡皮筋，跳老黄牛，“逃江山”，抽陀螺，打弹子，刮刮片，打扑克，翻麻将牌，玩不过来。可我身体不好，体育成绩经常勉强及格，所以玩竞技类的活动根本不行，只是瞎凑热闹。我们家地方大，父母又民主，从不限制我们，等他们去上班，家里没大人，我们学习小组的同学就还在家里做“爬雪山过草地”的游戏，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也不怕父母回来骂。

特别是到了放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大有作为了。从四五年级起，我们一到放暑假，就在弄堂里开纳凉晚会，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给家长和弟弟妹妹们看。我们还自己制作幻灯片。把买来的透明玻璃纸用颜料画上人物故事，做成幻灯片，然后用灯泡自己制作成土放映箱，用床单当幕布，在弄堂里放幻灯片。放的大都是一些宣传学雷锋做好事的幻灯片。我还把自己家的图书拿出来建立了小图书箱，同学们也各自把自己家的图书拿出来，交给我，我登记好以后就放在一起，供大家轮流借阅。这样每个人就能多看到很多图书。那时候大部分同学家庭收入都不高，有的父母没钱给小孩买新书，大都是到小书摊上借阅，一分两分一本。而我们建立了图书箱，每人筹集一两本，放在一起，大家连这一分两分也省下来了，很受同学们欢迎。

4 、同学之间

我的同学有很多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同学的。从小就住在一起，玩在一起，很熟悉的。特别是住在前面后面一条弄堂里的女同学，上学放学都一起走，星期天还在一起玩，非常要好。直到现在，有不少还年年来往。我和哥哥、妹妹的同学也都很熟，因为我们三个人的学习小组都放在我家。大家从小都无拘无束地玩，很开心。我们的父母大都是海运局职工和船厂职工，各自的家庭情况、经济条件都相差不多，兴趣爱好也差不多，很容易成为好朋友。

可我班里还有一些同学的家庭就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班有个男同学父亲去劳改，母亲改嫁，他和叔叔婶婶生活在一起。叔叔婶婶不愿意养活他，嫌他累赘，嫌他顽皮不听话，经常打骂他，所以他学习成绩很不好，考试经常不及格，眼看要留级。周老师非常关心他爱护他，让他做我的同桌，把他调到我的学习小组，叫我帮助他。我本来很讨厌和这样的同学来往，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 可在周老师的感染和影响下，便经常帮助这个同学，把铅笔本子送给他，把我哥哥的衣服送给他，帮他补习功课，终于使他一年年跟着我们读上去，没有留级。这件事我曾经把它写成一篇作文，老师还曾经在班级里给大家读过。

还有个男同学，是在我们四年级时留级到我们班的，学习成绩很不好。他父亲是革命军人，他母亲却由于战争年代受过刺激得了病，不理家务，不管小孩。他们家小孩又多，经济条件比较差。一天，我的这位同学被派出所抓住送到学校，据说他偷了五块钱。派出所同志要求学校严加管教。周老师并没有怎么训斥他，而是把他调到我的小组。开始我们小组的同学都不愿意接近他。他经常逃学，还不交作业，有时候趁我们不注意还把我们家的点心吃了，有同学告诉了周老师，老师向我母亲表示歉意；但我母亲知道了却一点也不责怪这位同学。还是经常在家里备一些点心糖果，让同学们吃。我也没有轻视他，还帮助他补上缺的课。这位同学把这些事一直记得很牢，对我很感激，在很多年以后，还对他妻子提起过我，说他一直忘不了小学同学和老师的帮助。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不顾别人讥笑，与我报考同一所重点中学，尽管没被录取，但上山下乡时他也去了江西，还曾经特地从大老远的县城到我所在的偏僻山村来看我。后来他拿到了大学文凭，还是马列主义专业的，并成为了一家企业的党员干部，令小学同学刮目相看。

5、施展文艺才能

周老师对我如同自己的女儿。她很喜欢我，看我胆小，便注意培养锻炼我的能力，让我在班级和学校的活动中亮相，比如上台唱歌、跳舞，朗诵等，还让我在会议上发言。我母亲喜欢文艺，喜欢音乐，经常在家里哼歌曲。她曾教我学弹钢琴。所以我学歌舞接受就比较快。周老师常常自己创作编排歌舞让我们表演。有时候，她先教我一两遍，然后就让我再教其他同学或者让我们同学自己排练。

周老师手很巧。她只有一个女儿，比我们小三岁。她女儿穿的衣服常是她自己缝制的，比外面买的还漂亮。我还记得二年级时1960年的国庆节我在学校庆祝会上演了个节目叫《小红花》。周老师刚给女儿新做了两条连衣裙，一条白底绣红花的，一条红底绣白花，镶白边，非常漂亮。她女儿还没穿过，而且明显穿着太大。其实她就是想让我先穿着演出的。我穿了条白底绣红花的，担任领唱领舞，在舞台当中边唱边跳，旁边有八个女同学伴舞，演出获得了热烈的掌声。观看演出的老师和同学们一致要求我们再重新跳一遍。为了满足大家的愿望周老师让我们再跳一遍。学校领导为了演出效果还特意派人临时安装了一盏很明亮的大灯，让我们到大操场前的领操台上，重新为全校师生再演出了一遍。我边唱边跳，“花园里，篱笆下，我种下一朵小红花，春天的阳光照耀着她，春天的小雨沙沙下。啦啦啦啦啦……我就是党的一朵小红花。” 全校师生边鼓掌边跟着一起唱。庆祝会非常热烈。

五年级时有一次学校召开联欢会，我们班没来得及准备节目，开会前一天，周老师临时要我代表班级上台朗诵，朗诵的一首诗叫《小熊过桥》。我用力记，用心背，起初我怕背不出，不敢上台，想不演了，周老师批评了我，坚持要我一定要上台，说这是代表班级，怎么能随随便便不演了？被老师一逼，我总算背了出来。马上上台朗诵，还好没出洋相。

这样一次次上台演出，让我得到了锻炼，改掉了胆怯害羞的毛病。有一次我还从收音机里意外听到了我们自己在少年宫演唱过的歌曲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以至我离开了小学进中学以后，仍然经常回去参加少年之家合唱队的活动。

6、在困难时期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物匮乏，物品紧缺。大多数同学的家庭都是多子女，父母又是普通工人，收入也不高，不少小孩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还有一向些家庭缺吃少穿，生活困难。因为粮食紧张，小孩多的家庭常常不够吃。那时候城市居民样样东西都要凭票，大米籼米面粉杂粮都是搭配着供应的。记得有一次弄堂里来了一车山芋，是粮店配给供应的，每家可以凭购粮证购买十斤。当时在卸车的时候，有小山芋滚落到地上，一群小孩就去捡了吃。可见那时食品的紧张。

还记得我们那时演出，要统一穿白衬衣蓝裤子，有好几个同学家没钱买，都是借来的。出去春游，同学们都是自己灌好凉开水带上水壶面包，几乎没有在外面上饭店下馆子的。我们即使到城隍庙这样远的地方玩，要走一个半小时，也不坐公交车，为的是节省五分一毛钱。放暑假时我们经常去虹口游泳池游泳，到永安电影院看学生场电影，都是走路去，也不大买冷饮吃。最多买一根四分钱的棒冰。

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我哥哥的一个同学，母亲是居民小组长。她家有四个小孩。一次她看到商店到了一种四四方方的小毛巾，因为平时买不到，于是便给每个小孩买了一条，一共四条。可有邻居看到了，便在开居民会时多了句嘴，说她抢购，说她小组长不该带头抢购。那时候，这样的批评对于一个没多少文化又当了“芝麻官”的女人来说，已经是很严重的批评了，尽管小组长是没有报酬的。小组长想不通：一个孩子一条小毛巾多什么，算什么抢购？可人家说毛巾紧张，你不能四个孩子合用一条吗？好让别人也能买到呀！大家都抢购，东西不是更紧张了吗？再说报纸上天天号召大家不要抢购，要相信政府，相信党，国家的困难是一时的困难。小组长只好作了检查，并表示自己觉悟低能力差，当不好组长，请大伙重新改选。可回到家里，小组长越想越冤，越想越气，一下子寻了短见，上吊自杀了。我哥哥的同学从此就没了亲娘。哥哥的同学一直到四十多岁，碰到我们，还对那邻居心存宿怨。但是在当时，确实也不能责怪邻居，因为确实是物质太匮乏了：买个碗筷都要配给供应，买刀草纸都要凭票，买饼干都要凭糕点券，居民公共食堂里规定一家如果两个小孩搭伙只能买一份菜，你一下子买四条毛巾别人就可能买不到了，别人能不说吗。那邻居批评小组长还算是觉悟高的表现呢。

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我们小孩也都知道节俭，以节约为美德。有一次学校号召我们大家学打乒乓，可同学们舍不得买一元多钱一副的乒乓拍。我们几个女同学约好，放学后一起到木材店淘旧三夹板，自己用铅笔打好样子，然后用锯子锯下来，很便宜就做成了一副乒乓拍，放学以后可以在菜场的木台子上练习打乒乓了。

我们班主任周老师为了我们的班务活动费花了不少脑筋。她考虑到如果向同学收费，哪怕一毛两毛钱都会加重家长负担。于是她买了一只小白兔，让我们养。她说，大家一起饲养小白兔，不仅可以观察动物的生长过程，了解动物的习性，培养爱护小动物的爱心，还可以增加收入，等它长大了卖兔毛兔肉筹集班务活动经费。一开始，我们同学挺新鲜好奇的，争着看争着喂小白兔，可过了没几天就忘记了，懒散了，小白兔瘦下去了，都是周老师自己在照顾着小白兔。她也批评了我们。于是我们班干部就订立了轮流饲养制度。后来等小白兔长大，还真的卖了钱给班级活动增加了经费呢。

那时候我母亲在六十中学当保健老师。可为了学生和老师的健康她干起了繁殖养小球藻的工作。由于市场蔬菜供不应求，母亲的学校砌了很多水池，养了很多绿色的小球藻。据说小球藻有丰富的营养，可以用来做在馒头面包里吃。母亲在学校里还养了很多蚕，她甚至把蚕宝宝带回家来观察饲养，每天喂它们吃很多桑叶，等它们养大一点才拿回学校。那些蚕茧也是学校用来增加收入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买不到鸡和鸡蛋，几乎家家户户都想办法买小鸡小鸭来喂养。我也在家里的晒台上养起了小鸡。起初是我妈妈买了一只小鸡，我和哥哥把它养大，让它生蛋，孵小鸡，然后等小鸡长大，再生蛋，孵小鸡，不但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还给我们增加了许多乐趣。我在二年级的作文里就写过怎样孵小鸡的过程，非常生动有趣。只是我妹妹小，她非常喜欢我们家的鸡，等杀鸡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烧好以后无论如何也不愿吃一口，我父亲只好把整碗鸡送给邻居了。

7、当小老师

在我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周老师患肾病需要卧床休养，请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班就只能由其他班级的老师来代课。由于代课老师一直换，不稳定，班级纪律就开始下降，同学们的学习成绩也普遍下降。有时校方一时没请到代课老师，我们班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我和班干部都很急，在探望周老师时告诉了她，她也很急。周老师很不放心我们，她说你们快要升中学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她让我们班干部每天放学以后到她家里，她坐在床上给我们讲课，第二天由我们轮流到学校里去教同学们。就这样，我们几个班干部当起了小先生，每天轮流给同学们上课。上的最多的，当然要数我和另一位少先队大队长，一位男同学。由于我们认真负责，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在代课老师来了以后，我们还仍然经常当小先生，在下午自修课时辅导同学们。这项工作给了我很好的锻炼，以致我上山下乡后18岁到了农村小学当老师，学校领导和大队干部都认为我很像个老师。

给我们代课时间短的基本上是校内的老师，后来学校见我们班主任周老师确实无法来上课，就请了一位长期代课的老师。这位代课老师是男的，好像是社会青年。他梳着三七开的小分头，头发永远是油光光的，走路说话的样子油头粉面的，给人不踏实的感觉。因为姓费，我们班男同学暗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费包头。

虽然给老师起外号并不好，但费老师离为人师表确实有距离。他除了上语文课朗诵唐诗时摇头晃脑音调夸张还有点文人气息，其他时候的表现简直令人难以尊重。他喜欢叫他认为漂亮的女同学放学留下来谈心，和费老师搬手腕，“拗手劲”，特别亲近。还指定让她们当班干部，而不是通过全班同学推选。对于我和其他原来的班干部，只要是不喜欢接近他的，他便晾在旁边不用你。可他低估了我们这帮小学生的民主意识。我们班一些男同学和女同学，不买他的账，坚持要通过全班投票选举来产生班干部，不要由他指定，把他指定的名单否定掉。这件事搞得很僵，也弄得同学之间有了矛盾。他指定的班干部难以开展工作。后来终于还是经过了大家举手投票，选出了一些大家信任的、成绩比较好的同学。我本来性格就不活泼外向，也不喜欢接近男老师，由于长相也得不到一般男老师特别是这位费老师的欢喜，但由于成绩好和热心，我在同学中的威信一直是比较高的。通过民主选举，我依然获得了同学们的信任。一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有“下岗”。

那时开始，我们班的课堂纪律出奇地好起来，大家都说，我们要争气，要对得起周老师，我们一个也不要留级，我们要全体升上去。学校领导非常高兴，非常欣喜我们的变化，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班保持了连续三年的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那一年，我们除个别同学外，全部升到了六年级。

我们班很团结，集体荣誉感也很强。我们班同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和我一起同住在海运局宿舍（俗称二村）里的海运局职工子女，占了大部分；另一部分是学校旁边的棚户区居民的子女。一般来说，海运局职工子女家庭经济条件相对好些。二村以外的同学条件相对差些。当然也有例外。我们周老师很担心这两部分人之间形成隔阂，出现不团结的现象，于是她特意在排座位、编学习小组、排节目时，把我们“村里村外”的搭配起来，错开安排，不许我们搞小圈子，搞小团体主义。这样，使我从小就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不能歧视学习成绩差的同学，更不能歧视经济条件差的同学。现在看来，周老师这样的素质教育是很好很重要的，对每个学生的成长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象现在有的学校有的老师嫌贫爱富，对有权有地位的家长另眼相看。我们周老师自己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却十分尊重工农家庭，这当然也和当时党和国家对工农普通劳动者的重视有关。

6、从小学毕业

    六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姓张，也是一个女老师，她是专门带毕业班的，对我们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她总说我们基础差，总说我们考中学危险，不能考上好学校。在她的严厉抓质量、大量补课的攻势下和同学们的努力下，我们班中考成绩在全年级是第一名，甚至比上几届都考得好 ：有六个同学考取市重点复兴中学，多个考取区重点北郊和北虹、新沪等，其余的考取普通完中，绝大部分同学都考取了中学，只有一两个没被录取，提前参加工作了。后来我们才感受到张霞老师的良苦用心，如果不是这样逼，我们会骄傲自满，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我们的校长是女的，教导主任、大队辅导员是女的，音乐老师、保健老师也都是女的，只有我们的体育老师、美术老师是男的。记得有个数学老师是男的，姓孔，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教得非常好，连以前不喜欢算术、看到算术考试就头疼的人都喜欢上他的课，而且成绩大幅度提高。现在回想起来，许多老师，如教唱歌的女老师洪德瑜，高高瘦瘦教体育的男老师蓝金宝，有艺术家气质的图画老师李厚、性格活泼开朗的大队辅导员张老师，才十八岁的班级辅导员邢老师，他们那时候都很年轻，很敬业，很负责任。不管教过我们的时间长还是短，我都能记得他们当时的模样。那年要毕业了，才觉得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那么令人依依不舍。

毕业考试以后，我们就准备考中学了。填志愿时我不知填什么好。我有个好朋友她姐姐是新沪中学的，她便报了姐姐的学校。还有一些好朋友有报北郊的，有报虹口的，有报五十二的。父亲要我报复兴，我不敢填，犹豫着，想和好朋友一起报新沪。父亲不高兴地说，为什么不报复兴？我哥哥在复兴，可我想那是市重点呀，分数要求很高的，我考不取的。父亲严肃地坚持说，当然考复兴，为什么不考复兴？我不响了，老老实实按父亲的意思填好六个志愿。

在暑假中，为了中考，我们几个同学约好每天一起复习功课。可我们几个女孩凑到一起基本上都是在玩，说说笑笑，根本没谁真的看书。有一天，一个同学的家长看到我们在玩，说你们要考中学了，怎么不好好复习？我们说，复习什么呢？我们都复习过了。她说，写作文呀，作文占很大的分数。你们不打好基础，到时候看到作文题就傻眼了。于是她告诉我们，要买一两本好的范文选来看看，学学人家怎么写的。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仔细看了一本小学生作文选。虽然平时老师都说过，怎样审题，怎样抓中心，怎样遣词造句，但多读多看多学，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次的中考，作文确实占了很大的篇幅，作文的题目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一类作文早就做过不少，我没怎么思考就落笔了，写的是我们学雷锋做好事的经过。因为是做过的，所以没怎么构思就开始写了，写得很顺，铃没响我就交卷了。数学考试我没什么把握，因为考好以后从考场出来，同学间对答案，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想也许我错了。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因为不久录取通知就来了。那天邮递员来送录取通知，我很紧张，打开一看，是第一志愿录取复兴中学。全家都非常高兴。父亲最高兴，他说，还是我的决策正确，我叫你填，你还不敢，我知道你是能考取的。我当然也很高兴，没想到我真的能进上海市的重点中学，而且这所学校离家最近。后来我得知，那年我们学校共有八个同学考取复兴，其中我们班是六个，而女同学只有我一个，这在我们那个普通的小学是很不容易的，是破历史记录的。我们班主任张霞老师非常高兴，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考取了自己想往的学校。

父母给我买了个新书包。在去复兴的路上，我想，人生的道路很长，我才十三岁，我会有很好的前途的。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葛天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