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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8 作者：晚秋子歌
（作者介绍上图：这是一张生活照，中间这位叫米内，大我10多岁，我叫她阿皮（老大娘意思）丈夫早过逝，无子女，我与另二位知青去木等寨，在村口我们进了养猪场喝水，阿皮不会汉话，用手势招呼我们，拿甘蔗煮南瓜给我们吃，纯朴，善良，后我上木等后，那几年主要是她在生活上照顾我，一天来我处好几次，每次都拿吃的东西来，在生活上不用我操心，我们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当她得知我要去上大学，我发现她流泪了，我的良心让我留下了，旁边这位叫米婆，我带她出来，她教小班，我教大班，配合很好，98年，我带手下20多人去版纳回寨。
1970年我入了团，1971年9月、《人民日报》用《边疆炼红心，山寨办学堂》作了报道，《云南日报》也报道了我的情况，1972年整党时，我跟老队长与指导员谈了想入党的愿望，写了入党申请书。一次大队支书车瑞来莫登，找我谈了话，他听到了对我一片的赞扬声，叫我继续努力，争取在下一批，我当然明白，入党不比入团，但一定要争取。
1972年8月，我接到公社文书刘思源的通知，他告诉我，经公社推荐，县里决定，让我上工农兵大学，是云南师范学物理系，车票己买好，叫我回去收拾一下，叫老乡送一送，明天坐班车去昆明报到。由于没有心理准备，太突然、太意外了，无论是谁，有这样的机遇都会心花怒放。对于当时的知青，上大学可是离开农村的最佳途径，我从小喜欢自然科学，特别是航空、航天，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看航空杂志，中学是航模队员，多次参加航模比赛，又是班干部，学习成绩一直在前几名，最大的梦想是考上航空学院。如今，虽然不想往的大学，毕竟物理也是自己喜。
在回寨子的路上，我走得很慢，思绪万千。两年多时间不算长，老队长，老阿批，学生，还有许多哈尼朋友，我们朝夕相处，这种感情只有自己能体会，我也明白，他们不希望我走，舍不得我走，除了感情之外，他们又要面对学校怎么办下去的问题。我去莫登，就是建民办小学，让学龄儿童有读书的机会，我也必须面对。我一走之了，他们怎么办？过去他们四次办学都失败了，难道这次也将以失败告终吗？离寨子越近，心里越不安，内心充满了矛盾，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住处，老阿批在帮我做饭，她不说话，我感觉到，她己知道了，我怎么开口跟她说呢？我真走了，她会很难过，其实我也一样，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我对她在生活上己经产生了依赖性。学生陆续来了，7个队干部全来了，我的住处挤满了人，我心里明白，今天这一关对我是个考验，我忍住不开口，想先听听他们的，指导员的女儿才7岁，学习好，很聪明，长得也很清秀，我很喜欢她，她带头哭了，其他一些学生也跟着哭了。这个滋味不好受。他们说了许多话，其实只有一句：“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不要走。”贫协主任差侬先开口：“朱老师上大学是好事，上级的决定，我们不能反对，我们队干部有一个想法，请你再留上一年，把那位女教师带出来，能独立教书再走。”指导员说：“她女丿L叫他不让朱老师离开，她太想读书了。”新上任的队长沙查对我说：“我们全寨子人都舍不得你走，老阿批更是了。”我一看，老阿批没有在场，她有意回避。老队长说：“老阿批很难过，她想明天再和你告别。”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时已是凌晨2点多了。我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面对这样的阵势，人的良心起了主导作用，而并不是我有多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们说的也有道理，明年、后年还有机会，我相信如果别人与我有相似的经历，也会做这样的选择。我留下了，一位曾采访过我的记者对我说：“你要真想上大学，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接到通知后，不回寨子，直接走，你只要一回去，就注定走不了了。是你的特殊经历与性格决定的。”当然，这一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有人问我，你后悔当初的放弃吗？坦率地说：在自己处于艰难的时期也后悔过，当初如狠心一走了之，不是没有后面的事了吗？许多知青进了大学，不少成了教授、副教授，我也有这个可能啊！我不比他们差，后来，我端正了心态，泰然处之。许多人都理解我。包括过去的老领导，原勐仑公社党委禾书记（白族军代表）来信安慰我，原勐腊县委刀书记（傣族）多次来曲靖看我，原西双版纳州委徐政委，思茅军分区张司令员来我家看望我。老队长去世了，他的儿子与原副队长阿四，代表全寨子来看我，勐腊县杨副县长（哈尼族）也来过，使我感到莫大的安慰。
1978年底，对我的审查结束后，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明确表态，想回莫登去，他们仍然会要我的，继续当我的民办教师。很可惜，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被安排到省属的一个煤矿，下放劳动，下过井，做过重体力劳动，我自学无线电。
1986年调矿工会，管理电视转播台，几乎每年都评上先进工作者。
1995年,我在曲靖恩洪大厦当经理 。
1998带爱人与手下的员工到西双版纳旅游，离别22年，第一次回莫登，内心又激动又不安，由于自己的原因，影响了他们。这里已通了公路，与原来有了很大的差别。我们的车到时，公路两边站满了迎接我的哈尼老乡。看到了一直思念的老阿批，我们抱在一起哭了，一些老人拉着我，我己听不太懂她们的话，却感受到了她们的真情厚意。周正华（原人大副主任，哈尼族），和镇、村委会的几个领导，还有留下的七八位上海知青，我们聚在莫登寨，村里宰猪、杀鸡，摆了几十桌， 晚上开联欢晚会，我感动极了。周正华对我说：“你为老百性做的好事，他们一直记在心里。”我在莫登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老阿批聊到了深夜，我只能送一点钱给她，表示感激之情。老人们为我拴红线，祝我平安。
临走时，他们将各种吃的东西塞满了2辆车，我望着他们，依依不舍，再次流下辛酸的眼泪，她们也流泪了，她们对我们说：我的员工大都是20来岁的女青年，“我们相信你过去在这里真的有过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的确，在西双版纳近5年的知青生活，令我终生难忘。谁说这不是人生的一笔财富呢。
（此文是为庆祝西双版纳自治州成立60周年。应西双版纳州政协出版2013年8月《我与版纳》一书的约稿，写于云南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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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8 14:3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