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红色资源为何格外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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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由于这样开放的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五方杂处，使近代上海社会更具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据邓颖超回忆：“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这说明了上海社会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得心应手
　　在中国，红色常被用来象征革命。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地式的；第二类是纪念地式的；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的，上海的红色资源即属此类。那么，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到底具有怎样的独特性？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高地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内地。
　　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来说，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说。这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难想象的。当时，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和思想高地。
　　拿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来看，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沪创办；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推行白话文等思潮，在上海早已发轫或颇有声势。五四运动以后，上海进一步成为全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以男女平等而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在这方面的学说已有很多。同时，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随之而来的是要求放脚，发动天足运动，要求男女平等，进而倡导婚姻自由。以白话文而论，上海晚清时候就出了不少白话文报刊和书籍。以批评孔孟之道而论，晚清时期的上海亦相当普遍。特别是，《童子世界》等杂志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相比之下，北京没有上海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没有这么多的现代企业，没有这么多的妇女在工厂里工作，也没有这么多西洋的东西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当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时，就引起了尖锐的冲突。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所以，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上海已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对此，有人作出了这样的具体描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由于这样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聚集了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了很多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革命的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　《热血日报》《红旗日报》，到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再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到《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例如，《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资本论》《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杨)、《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自然辩证法》(杜畏之)、《反杜林论》（吴黎平）、《帝国主义论》(刘埜平)，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不是只出版马恩列的著作。这一时期，还掀起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热潮。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和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销路不错。
　　正是在这个大潮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经过比较和检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秘密斗争的理想场所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就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而言，还可以作三点补充，即城市规模、移民人口与知识分子。
　　1900年，上海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一个超大城市。那一年，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二名的广州多80万，比第三名的天津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人口的3倍，并超过后四名即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四座城市的人口总和。
　　移民人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至关重要。近代以来，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总人口的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如此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与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从江苏、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广东，各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极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却在上海难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彻底。这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3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里住了3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以及罗章龙一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个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两百多个。它们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联络乡谊等服务，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个府有一两个同乡组织，有时候是一个县就有一两个同乡组织。同乡组织、同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都很重要的社会组织。在早期发动民众起来斗争的时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发动，就要利用业已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部是知识分子；其早期活跃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归国人员。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了解外国的情况，所以成为民族最先觉醒的部分。知识分子集聚的程度、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党的活动。建党以前，中国集聚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数量远不及上海。上海的知识分子除了在大学里，还活跃在诸多文化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和报刊，以及律师事务所等。
　　便捷的交通和通讯系统
　　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没有哪一座城市有上海这么发达的交通系统。上海襟江带海，其他省市的人要去国外，不少都必须经过上海。上海航运系统在19世纪后期已经形成，有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晚清时候，上海就有铁路通往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杭州连至宁波，进而与全国铁路网相连。
　　上海的市内交通也远比全国其他城市发达。中国共产党人要搞工人活动，特别是搞地下活动，市内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条件。晚清时期，上海已有人力车、马车、有轨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又增加无轨电车、机动渡轮、公共汽车，公交车辆线路更多。
　　这一时期，上海道路系统多元而复杂。尤其是南市、闸北、沪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车很难开进去。汽车不能进去，黄包车却可以行驶。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而言，这反倒更加有利于隐藏。所以，有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对于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有特别的价值。这也是日后中共中央机关长期设于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国时期，上海邮路可与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相连接。上海口岸停泊着众多国家的邮船，国内邮差线经上海可联邮世界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在上海均设有邮局。通讯方面，到19世纪末，上海的国际电报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以经香港与欧美各国通报；　国内通报更是四通八达，北到北京，东北到山海关，西北到西安，西到汉口，西南到泸州，南到广州。这一通讯系统的建立首先是为了满足商业、军事等方面的需要，但客观上也为政党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一个现代性政党要搞各种活动，必须依托现代的通讯系统。
　　就与外部联系而言，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与共产国际之间，需要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赓、陈毅等领导人，常常在全国各地活动；在上海市内，中共组织大多数时候处于秘密状态，党员住处时常变换，联络地点和方式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是很难想象的。
　　以处理顾顺章叛变为例。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25日晚，人在南京的钱壮飞获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报就传递到人在上海的周恩来这里。周恩来立即安排中共领导机关转移，并安排天津的中共地下情报员胡底转移。等顾顺章到达南京见蒋介石时，周恩来这边已经转移妥当。
　　再以第四次反围剿信息传递为例。1932年夏，蒋介石筹划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具体进攻计划，以及所谓的掩体战略。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获悉此情报后，立即将情报交给陈翰笙。陈翰笙通过宋庆龄，及时把这个重要情报送到了苏区。当时，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得到情报后，他们立即作战术转移，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又一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图谋。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没有便捷的通讯系统，就难有革命的胜利。类似例子，在中共党史、军事史中不胜枚举。
　　可资利用的“安全缝隙”
　　1949年以前的28年里，有1/3以上的时间，中共中央机关所地在设于上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了上海五方杂处、华洋混处的缝隙效应。
　　五方杂处，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更具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据邓颖超回忆：“我们的住处只有两三个同志知道。还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这说明了上海社会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得心应手。
　　华洋混处，则使外国人在上海活动成为正常现象。1920年的上海，差不多有5000名俄侨。这些俄侨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正好是共产党人活动较多的地方，这为共产国际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支援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就是通过上海转运到延安的。共产国际汇来的是美元，而美元在中国不能流通。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桥附近开办了一家申庄货栈，把援款通过买公债、股票等方式，分批换成通用货币。然后，或辗转带到陕北，或购买红军急需的物资，如通讯设备、印刷器材等。这些都是共产党人了解上海城市特点、自觉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斗争的典型事例。
　　苏区需要一些特别的药品、电台等东西，但靠土法子是没办法生产出来的。此时，上海城市的价值就至关重要了。特别是医药方面，宋庆龄从国际上运了很多支援根据地的物资，都是通过上海这个渠道运送过去的。所以，上海在这方面起到了其他一些城市或者根据地所无法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党安排到在上海，而不是离湖南更近的武汉、广州，也正是看中了上海的特殊性。
　　总的来看，以上几个系统，即思想传播系统、社会基础、交通系统、邮政通讯、组织系统、安全系数，归结到底都与上海城市的集聚性、特殊性有关。这两个特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特殊性刺激了集聚性，集聚性增强了特殊性。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上海在红色资源方面的唯一性。这种唯一性，使得上海在中国的红色资源版图上，格外亮眼又极其重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熊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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