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毕业的班级

getl

我和我的班级同学们是1965年9月份进入上海市复兴中学初一年级的，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1968年秋季初中毕业。然而我们这一届处在文革非常时期，只读了初一上学期，下学期读到一半就开始到郊区劳动，回来后就进入“停课闹革命”。教师被打倒了，从此再也没有正常上过课。接下来三年都在搞运动：写大字报、打打杀杀、、串联、逍遥等浑浑噩噩中度过。直到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令，我们这一届按规定“一片红”全部下放全国到各地农村和边远山区，所以连班级集体照都没拍，毕业证书也没发，就四散离别、分赴天涯了。

挥泪离别，有不舍，有惋惜，有难受，更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认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好儿女志在四方，也不再怕同学间因派别纷争、因政治斗争中观点分歧、因家庭出身等形成的歧视与隔阂而造成摩擦、伤害，相互之间可以“相忘与江湖了”。

下乡之初的那些年也确不打听天涯海北同学的消息，似乎各自都消失在地球的某个角落了。甚至我一年一度回上海探亲，都绕开校门口那片伤心地。

  然而，十年过去，其实我们谁也没有忘记母校的模样，没有忘怀师生间曾经的友好情意，无限怀念曾经的青春少年时代。多少次回望家乡，回望校园，也曾经期盼重逢，盼望如果不曾有文革噩梦带来的一切，我们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离别？内心深处，也惦记着同学老师还好吗。

  感谢班主任张凤英老师，她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尽管只有我们这个班级学生是参与过批斗她的，对她伤害最重，尽管她从教三十多年带过无数学生，曾当过八个班级的班主任，但是因为她教我们时间最长，最早，而且我们这个班离开上海走的最远，吃的苦最多，离开学校时年龄最小，所以她始终惦记着我们。从知青大返城的七十年代末开始，她就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打听我们的下落，了解我们的情况，向同学们发出团聚的邀请。

  终于，在八十年代中期，张老师的努力和感召下，在热心同学的牵头张罗下，同学们的童年友情终于被唤醒，我们像离开大姐姐已久的淘气弟妹，逐步重新团聚到了张老师身边。我们如滚雪球般的越找越多，通过各种办法在九十年代找到了大部分同学，在每个校友返校日里，成功地一次又一次团圆。最多的一次达到37人。我们班48人除去去世的5人，尚未联系到的仅4人。有2人是当时已转学离开。

同学们在一起嘘寒问暖，交流聊天，家长里短，互相关心，仿佛从来没有文革那中断的十年，早已忘却了那累累的伤痕。大家相约，一起慢慢变老，一起开心度过夕阳人生。

难忘校庆50周年的那次，我们参加复兴新校区的大型纪念活动，我们班级是整个年级中实到人数最多聚会时间最长的一个班。

难忘每当有同学因病因故去世，班级都会派代表参加追悼会送花圈，让家属非常感动和意外；

难忘班主任张老师退休时八个班级一起为她庆祝，而她却把所有的祝贺礼金全部捐献出来给我们作为同学活动基金；

难忘在建国六十周年暨我们同窗四十四年的日子里，我们应同学之邀到江苏建湖集体旅游，吃农家菜，游芦苇荡，寻丹顶鹤，参观新四军纪念馆，访问乔冠华故居，名符其实的绿色生态旅游和红色革命圣地旅游；让我们张老师的丈夫也享受到与学生活动带来的快乐，仿佛年轻了许多；

难忘有海外或外地的同学回沪，或者有同学的孩子考取大学或者毕业参加工作，有第二代结婚生子，我们都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庆贺、团聚，大家亲如一家，胜过姐妹兄弟，好像这个班级永远都不毕业，不解散，不分离。

我们的同学中，有校长教师，有机关干部，有下岗工人，有私企老板，有单身贵族，有儿孙满堂，有蜗居斗室，有别墅洋房，但是大家不分高低不分贫富，都不称呼局长书记，而是以姓名相称，以小名相呼，相濡以沫，亲切和谐。也许曾经多年分散在海角天涯，让我们更感觉重逢的珍贵。

老校舍，新校区，咖啡馆，茶楼、饭店，舞厅，歌房，单位会议室，郊外农家乐旅舍，甚至外地旅游景点，到处留下了我们同学聚会的身影和足迹，留下我们欢歌笑语。我们拍了一张又一张集体照，好像要弥补当年没拍集体照的遗憾。从90年代，到21世纪，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一年。哪怕甲肝、非典、禽流感都没有阻止我们团聚的脚步。一晃竟三十年了。

至今没有联系到的几个同学，希望他们会看到我们的信息，回到我们这个群体，分享我们的快乐。尽管我们已经六十多岁，张老师也近七十了，但是我们的心依然年轻。

                         （复兴中学原68届中一6班同学会 葛天琳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