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9-7 17:24 编辑
稿件来源：朝花周刊/夕拾 文/黄沂海
——三位“红色金融家”为革命军队当家理财的故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壹元纸币 陕甘宁边区银行壹角纸币
“窑洞银行”：朱理治足智多谋试水金融创新
红色金融一脉传。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血雨腥风，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被誉为“窑洞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横空出世，它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金融的血统，同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设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从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合并而变身为西北农民银行，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财政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边区银行唯有依靠发行边币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在毛泽东看来，财经金融工作须加以改善。
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3月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虽曾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因此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对于他来说还是极富挑战性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甫一就任，头一把“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朱理治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为此他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而且，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譬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币），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针对如是情形，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 《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已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延安当众举行开奖仪式，随着土制摇奖机的滚动，众目睽睽之下，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随即，在沸反盈天的敲锣打鼓声中，“窑洞银行”行长朱理治亲自把巨奖送到农民家中，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人家命好，得了头彩！”“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小诸葛”朱理治在拓展“窑洞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查阅那时的《解放日报》，每月总有四五篇有关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报道，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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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7 17:2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