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24 12:48 编辑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郑宪
今天，母亲回忆了曾经的沧桑，曾经让她留恋过，又最终逃离的“松江雷家”。母亲说，她经历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一生有不平，有风雨，但还算有福气。为什么？因为她遇见了我的父亲。
2016年10月1日，是我90岁的父亲郑克谅生日，中午，全家在上海一家安静雅致的饭店里吃了顿饭。十五六个人，三代同堂。父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下我们四个兄弟姐妹，一路坎坷，风雨阴晴。没有点滴刻意的庆生操办，一顿饭，一个座位宽松的大桌，一个饭后的蛋糕，一大壶父母亲都喜欢喝的大麦茶。说是九十庆生，其实很不隆重，就是最普通的聚餐。末了父亲说：“今天的饭钱，我们请了。”“我们”是指他和母亲一起。坐在父亲左边位置的母亲那天笑容很多，父亲用力吹灭蛋糕上的烛火时，92岁的母亲开心地拍了几下手。
这情景让我心动，也让我想，今天的一切对他们和我们全家，都是如此的来之不易。
有人是不愿意将曾经的苦难和窘迫平静地追述而出的，但我和母亲在一番心灵的交流和犹豫后，一致觉得追述是必要的。尤其今天，我在讲述母亲的沧桑的时候。
我对母亲说，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和灾难刻迹的，便是“文革”的那几年。
那是1967年初，是一个骚乱的严冬。那时我们的住家在上海西南角靠近徐家汇的肇嘉浜路。依稀记得父亲从单位归家，全家吃饭，饭毕说着一些单位里的事，有一些担心的话题：谁被抓走了，谁被隔离了，谁被打倒了。天马上就擦了黑。我们勤快的阿婆便起身收拾饭桌。忽然隔壁有人来通风报信：“是不是有人来你们家抓人了？”我们往楼下的院子看，原来空旷的篮球场大的水泥地和绿化地都站满了人。家住在二楼，一长溜的楼道住五六户人家，两边都有楼梯上下，但两边的楼梯也守满了人，住户插翅难逃。
那些人是来抓父亲的。他们是父亲当时单位的“造反派”。兴师动众抓人，无法无天捕人，是那个时代、那个岁月的常态画面。给父亲欲加其罪的，是在他读复旦大学时曾经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所以自然成为一个“漏网之鱼的坏人”。其实文革前父亲也曾对此一次次“交代说清”，但文革依然难逃厄运。那晚我们全家7口人——包括当时60多岁的婆婆——一起奋力反抗，不让父亲被来人任意抓捕。阿婆保护自己儿子时惨厉的哭叫，我们4个未成年孩子的竭力却又弱力的阻击，母亲将父亲牢牢护在身后的拉锯式坚持。最后是父亲的几句话结尾，他对母亲也对惊惧的我们及阿婆说：“我没事的。我跟他们走，我会说清楚的。”
晴天霹雳，整个天塌地陷的感觉。但之后我看到了一个镇定沉静的母亲。母亲要我们一如往常地生活。对父亲，母亲的话很简单：“相信妈妈说的话，你们爸爸不是一个坏人。”她马上行动，四处打听父亲被关押在何处，带着当时已经快中学毕业的勇敢的大姐，到父亲单位，到公安局，到卫生局，到父亲所在的医院。但很长的一段时间，父亲没有任何下落。这是一段煎熬的岁月。心如重砣，周遭一片磐黑。母亲依然去她的医学会上海分会的单位上班，当一个杂志的好编辑。文革她本人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时时受到家庭背景的质疑。外公毫无疑问是个地主，尽管早就破落；但母亲早在1945年就决绝地冲出家庭，走向自立。她的为人，中庸、淡泊、平和，这些品性助她平安度日。即便父亲出事，周围人对她善意的同情，也占据了主流。母亲只是更加小心沉默，不向周围人做祥林嫂般的诉说，但有一句淡淡的话她是一直坚定地表达的：“郑克谅这个人我了解，不会是坏人。”
大半年后，父亲终于从天而降般地回了家。但以后好几年，他的历史问题一直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他原来较高的工资，一下被削减至个人最低生活费的发放。全家的经济窘境日益凸显。随着我的两位姐姐去江西插队落户，家中一步步走入贫困交加。记忆中，我们家南北两间房中的两张大床，床单全是破旧的，被子也有好几处补过，被子旧硬的棉絮好几处泄露而出。五口人的饭桌上（除去了两个在外插队的姐姐）的饭菜，求得最简单的温饱便是最好。好在家中没有任何争吵，一点都没有。以前母亲和婆婆因为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有所不同而小有争执，那段时间也没有了。然而，外观安静平和，内心却沉重如山。
论及以上，我问母亲：“那段日子，你对未来的光明还抱有乐观的信心吗？”母亲说：“那时我也茫然，也无助。但你必须熬过去，熬不过去，那就是悲剧。你父亲放出来的时候，说起被关起来遭非人地对待，想结束自己，但想起家里所有的人，才怀着希望熬过来。”
对的，熬下去，熬过来。母亲再说起那个她出走松江家庭的1945年。那时，20岁的她“革命的梦想”已然破灭，松江周遭不少的大户人家前来雷家为她说媒，测生辰八字。雷家虽说已破落困顿，却还“贵气尚存”。那些有钱有地之户也是要寻找贵气之家，此谓“富贵配”。读到高中毕业的母亲追求的是男女平等，要冲出封建禁锢牢笼，不甘出嫁服侍别家的大少爷小少爷，于是决绝而走，并最终和父亲走在一起。
母亲和父亲是在当年的上海市卫生局相识的，他们曾经是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刚解放的时候，地点在靠近河南中路的汉口路上，单位对面就是市政府食堂。那食堂在解放军入城解放上海后，饭菜的味道明显入味起来。母亲看年龄比自己小两岁的父亲：一个正直的老实人，整天笑眯眯，不喝酒不吸烟，还是个大学毕业生。父亲在母亲住单身宿舍有孤独感的时候适时出现，常常随母亲在单位吃了可口的晚饭，再以体贴照顾人的姿态，踩着夕照或同历风雨，陪伴母亲一路走回宿舍。
母亲对父亲说起自己“封建窒息的家庭”，说起苦难而难忘的一个个镜头：比如地主的外公在母亲的妈妈突然去世后的每日喝酒浇愁，喝的是五加皮。一喝酒，就说起挥舞宝剑自戕自己老婆的事情。说可恶的日本人入侵，14岁的她随外公逃难到上海后，租屋在租界的福煦路（现在延安中路近巨鹿路）中德产科医院斜对面，是石库门房子。进去天井，客堂间，前厢房后厢房，5个床一只八仙桌，一个大橱。一家人：祖母，外公，后母，后母妹妹，四个孩子。住了一年多，钱告罄，只能再回松江“沦陷区”。回松江，白天晚上门都关起来，日本兵就在门外，穿着大头皮靴“橐橐橐”走来走去。即使这样，母亲还是要去读书。出去，要走过一个叫秀塘桥的地方，是石板桥，桥下见河水。手里还搀着大妹妹，那桥的不远处有日本人的哨所，拿着枪，阳光下看见亮晃晃的刺刀，阴天里也见一晃一晃的刀影。一天要来去走四回，回头想想总觉得后怕。15岁的年龄，走了两年半。国难，也是家难......
父亲对母亲说自己：5岁从广东潮阳到上海。父亲的爸爸——我的公公一度在上海开珠宝店，与人合伙开当铺店，赚了些钱，才有资本供父亲读上大学。但大学毕业之时，恰是上海在解放前夕的大萧条之时，公公的营生大亏破产，而父亲大学毕业即告失业。公公一下急病，吐血，捶胸顿足：“早知如此，读什么破书啊。”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卫生局，父亲就要跨进一家店铺的门当了学徒。
所以，到母亲和父亲认识和结婚，真是“门当户对的穷对穷”。彼此都落难落到井底，彼此同情，彼此理解，彼此鼓励，共同向往从底层开始奋斗的生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迎接困顿艰难的境遇。1950年他们结婚，住进了上海的小北门，那弄堂房子叫文元坊，小，暗黑，挤蹙，20平米不到的屋子，一个阁楼的小窗透出熏人的浊气。屋子一隔为二，父母亲住前头，公公阿婆住后面。之后，我们四个孩子——我前面两个姐姐及我与后面一个弟弟——一个个在此呱呱坠地。
不晓得，这挤蹙加挤蹙的空间怎么度日的？
那是太大的落差。松江大户雷家的大小姐，曾住在六十亩的大户园子里，贵气官气中西结合，前厅后屋花园回环。以后虽然在堂堂大上海，但那又黑又小又浊的生存环境——我对母亲说：“难以想象你怎么适应。”
母亲浅浅一笑，“你阿婆当时总在弄堂里逢人就夸我。她一个字不识，我为她给潮阳的乡下写信，她开心啊，说我这个媳妇，天上掉下来给我的，我要好好服侍她。”这是母亲当年最大的高兴和满足：“这是什么感觉？就是彻底做了主人翁的感觉，是得到了受人充分尊重的感觉。”当年弄堂里哪个媳妇有文化，会写一手漂漂亮亮的字的？思前想后，确实只有我母亲。以后在杂乱污渍的弄堂里，还有人来找我母亲代笔写信了，母亲加倍地开心自豪。
从此，她做了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
母亲以后的日子，不再多说；在“文革”后的日子，是另一个翻篇的彩色故事。今天，母亲回忆了曾经的沧桑，曾经让她留恋过，又最终逃离的“松江雷家”。母亲说，她经历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一生有不平，一生有风雨，但一生还算有福气。为什么？因为她遇见了我的父亲。
我回味母亲和父亲的“穷对穷”，我看着母亲看待一切的淡定，我望着母亲和父亲总是互相友好的关切，甚至，我看母亲不把她的沧桑当作沧桑的姿态，我想，作为她和父亲的后辈，我们也应该感觉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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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4 12:4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