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13 18:09 编辑
信三、让我写贺信
这天晚上，沈济康副教导员找到了我。在兵团组建工作中，他也是实际抓我们队的，当时他也住在我们队。沈副教导员对我说：“八团的一营一连要成立了，它是我们师成立的第一个连队。我们七团要派人祝贺，是代表我们七团、也是全师的全体兵团战士，向他们表示祝贺的。”
我没有开口，静静地听他说。他停了一下，又说道：“既然是祝贺，当然是要写贺信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件贺信就由你来写。”这一下我才算明白了，沈副教导员是为了要我写贺信，才来找我的。过去，我曾经为自己、替别人写过许多信，唯独就是没有写过贺信。
看出我的难处，沈副教导员给我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一、大好形势一定要写的，但不要着墨太多，讲清则可。二、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从兵团战士的角度来认识。三、表示祝贺，情绪要热烈，态度要诚恳。四、随建设兵团的成立，要进一步抓好“三大革命”，促进生产建设。
沈副教导员的话，激发起我的新思路，新想法。虽然以前没有写过这一类东西，但我是可以学的。看到了我这样的表情，沈副教导员拍拍我的肩膀，说：“我相信，你行的。”
对于时间方面的要求，沈副教导员给我的时间是两天。他说：“从今天晚上起，你就在办公室里开始写。我就住在隔壁，明天早上，我想看到你的初稿。”说着，他转身回到宿舍，拿了两包“光荣牌”香烟来递给我。
沈副教导员知道我是抽烟的，并说：“抽吧！好好写。”伏案一夜，我奋笔疾书。天亮的时候，我居然洋洋洒洒写满了八张纸。对于我写好的稿子，沈副教导员看得很认真。他先阅读了一遍，然后拿起笔来，一字一句进行修改。
我看到，在修改的时候，他的神情是非常专注的。反复校阅了几遍，他抬起头，好像征求意见似地对我说：“这两张，我看就不用了吧！”这是我写的关于“大好形势”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有一大部分都是我在报纸上抄来的。
我点了点头。我看他在这两张纸上画了个圈，又打上了个大大的叉。经他一番修改之后，我写好的八张纸，只剩下四张半。这时他才抬起头起，长长地舒了口气。他说：“写得还不错。你还没吃饭吧？一起走，先去吃饭。”
吃完早饭后，我随沈副教导员回到办公室。沈副教导员对我说：“再辛苦一下，你再重新誊抄一遍后，交给我。”就在我拿了稿子要走时，他又叮咛了一句:“注意上下文的衔接和标点符号。”
十点钟模样，我将誊清后的稿子交到了他的手里。当时他正在忙着什么，就说了声：“暂时放在我这儿。你也辛苦了，先去睡一觉，有事晚上再说。”这一觉，我睡到吃晚饭时才醒来，我确实太困了。
我来到连部办公室，看到了我那份稿子。上面又被改得斑斑点点，圈圈扛扛条条布满了一纸，看来又得重抄了。沈副教导员刚走进来，看见我正在瞅稿子，就暂时没有说话。
直到我全部看完后，才说：“看来你还得辛苦一下，再抄一遍才好。”教导员有话，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抄吧！吃过晚饭后，大概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我就又把稿子抄好了。
在自我感觉中，经过沈副教导员修改的稿子，摆脱了套话、废话的束缚，确实有面貌焕然一新的感觉。这对于提高我的写作能力，为今后从事的通讯报道工作，有莫大的好处和益处。
以后，我还有好多次为沈副教导员写稿的机会。有一次，他只把其中一个词调换了一下，这是他最满意的一次。以后，我写的稿件他基本只看一遍，就同意了。从这一点上来讲，沈副教导员确实是教导、教会我如何写作的一位老师。
副教导员沈济康，江苏滨海人。四十年代中期参加革命，到农场组建兵团前，是省粮食厅的干部。他富有理论和写作水平，一手行书也写得很漂亮。他见识面很广，尤其对苏州寒山寺的文化了解、理解得非常透彻。
大约在贺信写好的一个星期后，八团的一营一连成立大会终于召开了。在这之前，究竟派什么人作为七团兵团战士的代表，又起了争论。稿子是我写的，而且我的普通话也讲得不错。沈副教导员的意见，就由我做这名代表。
按理说，让我作七团兵团战士的代表，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此时，有人提出了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让一个“四类分子”子弟，作为兵团战士代表，那就是政治问题了。那个时代，虽然口口声声说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话，但也是个“一根稻草可以压死人”的时节。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换人。我们队派的是1963年下乡的苏州知识青年刘桂宝去，作为七团兵团战士代表，到会宣读了这封贺信。他读得倒是铿锵有力，只是苏州话的味道浓了些。
还是关于这封贺信，却发挥了两次作用。第二次用到它，是在我们团一营一连的成立大会上。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这次却是派我到大有四队，作为七团其他兄弟营、连的兵团战士代表，去宣读了这封又经过修改后的贺信。
四、选举班排长
秋收前后，张勇伟的一排被调走了。他们被调到了民生四队和五队，共计有三十六个人，正好是苏州来知青的一半。潘晓新、陶镐、吴连元也在被调之列。不知为什么，我却被留了下来。
他们被调走之后，趁着兵团组建之机，队里就将留下的苏州新知青排打散重组了。重组的办法是：新老工人和新老知青混合重新编成班排，并且重新选举班排长。当然，这是第一次的初选。等到连队真正成立时，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班排干部的选举。
当时一排排长是刘金山、高春尧，均为泗洪人。二排排长是周光荣、路道全，也是泗洪人。很巧，我所在的仍是二排四班。在选班长的时候，曹玉喜当选为班长，大家都同意。
在选副班长的时候，出了些状况。候选人是两名，我和淮安知青杨凯成。泗洪老工人和老知青，都把票投给了杨凯成，也包括杨凯成投给自己的一票。
班里的苏州知青人数多，他们都投了我一票。如果我把我的一票投给我自己，那就是我当选为副班长。如果我把我的一票投给杨凯成，就是他当选为副班长。思考再三，我还是把我手里的一票，投给了杨凯成。
这个结果，引起了我们班里、甚至排里苏州知青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我的行为是怕老知青，太懦弱了。当时，他们都以我的言行为标杆的。我只好给他们做解释工作：我们来的时间太短，各方面情况都不清楚。有个老知青当副班长，一定比我干得好些。
处时遇事、考虑问题，一定要以大局为重。我的标杆作用，随着时日的迁移，慢慢地在减弱。我知道：这一方面是我的身体和体力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他们渐渐地长大了、成熟了。
听了我的话，苏州知青不开口了。出于诸多方面的原因，那时候新老知青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因为在我的理念中，一直是维护知青利益时，尤其是要为双方考虑。老知青、尤其是淮安知青们，这时都把这个矛头对准了我，并且竭尽了攻击。
他们讲我是什么“拿牙”的、“卖狗皮膏药”的，什么样的难听话都有。我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才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了杨凯成，为的是知青间的团结。当时，新老知青们都不理解这一点，而且我无法向他们解释得更清楚。那也只有靠时间的检验、事实的验证，才可能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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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3 18: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