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11 09:27 编辑
1973年下半年，经历了将近七年的“靠边”、批斗、关押和监督劳动之后，我终于获得“解放”，算是“回到群众队伍中”了，但并未恢复教师职务。
那时候学生要轮流下乡劳动，十六中学的学生劳动基地在金山县干巷公社，我便被派到了那里去当常驻人员，负责安排下乡学生的生活，每三个月回上海休息四天，其余时间便住在乡下。这样，和黄敏祯见面的时间便减到三个月或半年一次。
有一回见面时，她告诉我一个从内部传出的消息，是某个同情Daddy遭遇的人告诉她的，说有某个办理专案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向市革委会写了份报告，建议将周信芳案从敌我矛盾性质改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她和周羚急切盼望着这消息能得以实现，因为要真能这样处理，微华也许就能提前释放回家，一家人的处境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在三个月后我再见到她时，她却充满沮丧地告诉我，原来的那个希望完全破灭了。
张春桥看到那份报告之后大发雷霆，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如果周信芳还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反革命了。这种人不枪毙便是对他宽大了。”这份批示下达之后不久，便有一批人上门来向Daddy宣布了“市革会专案组”的定案决定：将周信芳定为反革命分子，交张群众监督。
听到宣布后，Daddy发起火来。黄敏祯告诉我说，“他拍着椅子扶手大声说：‘我不承认这个决定！我不是反革命！不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那几个人也被吓了一跳，一时间怔住了。后来有人想打他，被别人拦住了。 珍贵资料：周信芳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证书。
可从这回以后，Daddy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一直怔怔地坐在窗前出神。有时嘴唇翕动着喃喃自语，但要是问他在说什么，他却又摇了摇头不再说了。”
这份珍贵资料是文革后周信芳的孙女，在整理家中物件时无意中发现。经过文革的几次抄家，还能完好保存非常难得。
“现在有人来看望他吗？”我们戴上帽子之后，就更不能随便来了。按照规定，要看他先要经过里弄专政队同意，可是弄专政队也不能做主，他们要有京剧院革委会开的证明才会同意。
现在到家里来的只有周羚以前的几个同学，他们都住在附近一带，是来看周羚的，所以不用批准。有了他们，家里有些事情才有人能帮着做掉些，也有人能陪Daddy讲讲话。”
我能想象得出，幸得有了这伙年轻人，才能给那间充溢着悲凉的书房带来一些热闹和生气，也许还能给那位身处厄境的老人一些难以获得的欢愉。
又有谁会想到，那位举世闻名的京剧艺术大师患重病垂危时，轮流背着把他送进医院去的正是这一伙年轻人呢！
我和黄敏祯这回见面是在1975年的春节之前。春节过后不久，我就被派到崇明岛上去，专门负责安置本校被分配到东风农场的毕业学生。从这时起，“工宣队”告诉学生可以唤我“老师”。这样我便算是个正式的“革命群众”了。我大约有半年多未能和黄敏祯见面，直到1975年夏天才接到她打来的传呼电话，约我在襄阳公园见面。
见面后，我看到她发间插了朵白色绒花，便吃惊地问：“是Daddy吗？”她点了点头说：“是的。”“是什么病？怎么这样突然？”
她告诉我详细经过。从2月初起，Daddy常会感到心脏不适，但没去看过医生。到2月中旬，他突然发作心绞痛，由常到家来玩的几个周羚的男同学轮流背着送进了华山医院。
本来经过抢救之后，病情已趋稳定，但由于X光透视时脱掉衣服着了凉，由感冒转成肺炎，引起并发症后，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正确治疗，便在3月5日清晨6时溘然长逝。
黄敏祯还告诉我，Daddy的心脏停止跳动三个半小时之后，才由护士把他的遗体用白布覆盖起来，抬上轮床，推出病房，送到楼下的“太平间”里去。（说明：因为当时周信芳的儿子周少华在上海南汇周浦的劳改工厂工作，为了等他从南汇赶到市区的华东医院，所以医院特别通融等了三个半小时。）
此时，这间704号病室中的另外十五位病员，除掉三个起不了床的重病号，包括那些需要费上很大力气才能支撑着起床的病人，连同几位在这里陪床的病人家属一直肃立在房间里。
这时，周信芳去世的消息已经在整个病区里传开了，当轮床在那条挺长的走廊上缓缓推过时，两边的病房门都悄然开启，住在里面的病人、医生、护士都鱼贯而出，静静地伫立在长廊两边，默默地目送着那具用白布覆盖起来的遗体推过电梯门前。。。
在那凛冽冰封的日子里，给一个“反革命分子”——并且是个著名的“反革命分子”送殡，那是需要相当勇气的。由此也可证明：人心终是不可侮的。
听完她的叙述，我默然半响之后问道：“那么ｗｉｌｌｉａｍ呢？我记得你说过，他的刑期到２月份就该满了，有没有释放回家？”
“这回倒是按时释放的，就在Ｄａｄｄｙ进医院之后的第三天回来的，在Ｄａｄｄｙ发高烧昏迷前那几天里，他一直都在床边陪着Ｄａｄｄｙ，这样也算给了老人家一点安慰。”
“那他现在在哪里？在家里吗？”
“办过丧事后，他就又回到劳改局的一家玻璃厂里去烧大炉了。那家厂很远，在南汇周浦，只有星期天可以回来住上一夜，星期一天不亮就得往回赶了。”
那天我和Ｊａｎｅ分手走回家去的途中，一直在想着她告诉我的Ｄａｄｄｙ去世的消息，也在记忆中搜索者他的形象。我似乎看到Ｄａｄｄｙ端坐在书桌边正拿着毛笔往一面玉版笺上写字，因此我虽然有话想对他说，但还是悄悄地退出了书房。这便是我在十七年前所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也是十七年前最后一次走进这间书房。 后记： 1978年8月16日，周信芳得以平反昭雪，中宣部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者七百多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巴金致悼词。
1985年，二女儿周易安排了“裘丽琳女士追悼委员会”并由上海市妇联在长乐路788号为裘丽琳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者有她子女和生前好友。。
1995年，裘丽琳、周信芳骨灰被合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周信芳艺名“麒麟童”的来由： 1969年，周信芳被关在西郊少教所。一天，有人来提审他，听说周信芳的艺名是麒麟童，这人的声音缓和了，问他，这名是谁取的。
周信芳告诉他：到上海登台时艺名本是七灵童（ 七龄童的升级版），谁知写海报的老先生误听为麒麟童，将错就错。
年轻人告诉周信芳，那个写海报的，就是他爷爷，姓王。爷爷临终前一直对他们讲，如果后辈有人能见到麒麟童，一定对他说，他确实是唱戏人里头的一只麒麟，没有辜负这个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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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09:2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