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9 14:32 编辑
上海京剧团在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了十多场。每场我都去观看。这大会堂是1947年国民党政府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的会场，有三千多张座位。由于周信芳领衔主演，票价订为六角至一元八角，相当于当时电影院票价两至三角而言，这票价可算相当昂贵了，但却是每场客满，每天清晨大会堂购买窗前便会排起预购戏票的人龙。
在南京演出最后一场是对解放军的慰问演出。那时正是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元帅、大将和上将到北京接受授衔和授勋。分属各大军区的中将以下军官，由军区和部队首长代表中央军委授衔。
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东军区授衔典礼，到场接受授衔的是上校以上军官，全都穿上按苏联军队式样制作的军礼服，坐满了楼下那间大厅，将官在前，校官在后，观礼的来宾则坐楼厅。从楼上向下望去，满厅的肩章、领章和礼服上的丝辫，映成一片璀璨的金光。成千名将校立正着，聆听军区司令员陈毅用浓重的四川乡音宣读军委命令时的场面更是壮观。这也是我目睹过最为壮观的一次仪式。
南京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师奚福泉。一直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读者应该不陌生。
典礼之后，上海京剧团演出全本《四进士》。演出结束谢幕时，军区文工团的姑娘们上台向演员们献花，观众们起立长时间鼓掌。在周信芳的一生中，曾无数次接受过观众的祝贺，但在一次演出中同时接受几十位将军和成千名校官的热烈鼓掌祝贺，恐怕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1955年南京人民大会堂授衔授勋典礼庆祝晚会节目单。
按照原定计划，上海京剧团在结束南京的演出之后，还要到常州境内的戚墅堰去进行慰问演出，那里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火车机车厂，职工人数超过三万，但Mommy急着要回上海，便带着我先回去，留下选斌和微华跟随Daddy去常州。
回到上海四天后，我在家里接到Mommy的电话，说Daddy已经回来，要我马上就去。我就这样头一回走进了这间书房，在以后的近三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会在这里面呆上一段时间——从一两小时直至通宵达旦。
裘丽琳简介： 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裘天宝银楼的三小姐。裘丽琳的父亲裘仰山同时拥有谦和茶庄与致和钱庄两家产业。她在法国天主教会学校念了7年的书，长期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富裕的家庭背景和出众的外貌，让她有“上海滩第一社交名媛”之称。
裘丽琳与周信芳在一起后，因为门不当户不对，裘家登报宣布与她脱离亲属关系。此后的几年，每年大年初一，裘丽琳都会以出嫁女儿的规矩去家中拜年，她的母亲却坚持不见。直到裘丽琳的三女儿出生后，出于对外孙们的疼爱，她的母亲才接受了女儿和女婿。不久，周信芳和裘丽琳在新亚饭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裘丽琳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强悍”。她甚至带着枪跟着周信芳去演出，“尽管我现在记不住怎么使这支枪，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爸爸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瞬间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淮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她对自己的儿女说。
为了维护周信芳的收入公平，她找到戏院老板“谈判”，要求和戏院三七分账。这位大小姐为了家庭，变成了特别“精明”的一个女人。
解放后，裘丽琳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的意思。所以，她开始想尽办法将自己的子女送出国：1947年，长女周采藻第一个被送去美国留学，接下来二女儿周采蕴和小女儿周采茨去了香港，三女儿周采芹和小儿子周英华去了英国伦敦。只有长子周少麟与父亲学习京剧，留在了父母身边。
当文革的浪潮盯上了这个引人注目的家族，周信芳遭受了批斗，而那几个流落在海外的儿女，无从得知他们的家人遭受了什么厄运，所以周信芳6个子女中有5个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1961年裘丽琳曾赴英国与在海外的五个子女短暂团聚，但很快她就回到上海，因为她说周信芳离不开她，她要尽快回上海。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要她交代当初是谁帮她办理的出国手续，裘丽琳为了保护朋友至死都不肯透露。
1968年3月26日，裘丽琳被毒打后，因肾脏破裂，患尿毒症死于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外的走廊上，享年63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无助地在旁哭泣的儿媳黄敏贞说：“别哭了，以后，你们的，爸爸……”这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说“以后”是因为当时周信芳还在囚禁中。
孙树棻（1932～2005）：笔名树棻，1954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曾在中学任教。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8年加入上海作协。1981年加入中国作协。1993年移居香港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著有长篇小说《姑苏春》、《太湖传奇》、《五人义》、《毒枭》、《香港黑枭》、《上海的最后旧梦》、《上海的浮华岁月》、《生死情缘》、《末路贵族》、《黑道》；中篇小说集《话说绿印客》及中篇小说《夜深沉》、《节义千龄》、《长夜将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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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9 14:2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