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7-13 09:15 编辑
三、女生夜哭声
中午的面拖黄鱼和带鱼已经没有了，晚饭是排队领取的。每人四两一对的馒头，肉片白菜、海带粉条各半勺，还可以打到一份汤。对于我来说，与北大荒的苞米面窝头、大饼子相比，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对吃惯了大米饭的苏州知青来说，他们却面临着生活习惯的巨大改变。至少在未发饭菜票的三天里，队南面的三个鱼塘中，白花花的馒头飘满了水面。让队里的老工人们，心痛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队里没有通电。吃过晚饭后不久，趁天还没黑的时候，有人在三三两两地散步，仿佛对初到的三队仍充满着好奇心。当作宿舍的大仓库里，点着一盏悬挂的马灯。仓库前的大场上，摆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点亮的马灯。桌子后面有两条长板凳。
刚才吃饭的时候已经通知过：要开欢迎苏州新知青的大会。饭已经吃过了，我没有走开，那就等吧。大场上有一些吃过饭的老工人、老知青已经来了，还有些小孩子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我们苏州来的新知青分成四个排，进入到大场中，大家显得有些拘谨。
三队指导员陈怀荣，是我们认识的人，他来到到桌子前面。另一个头戴黑线帽、半敞灰棉袄的，那是中午到陈家港去接我们的人，他就是本队队长路道常。另外还有副队长裴有能、队里统计沈光辉等几个人，也到了桌子的前面。
一番介绍之后，他们轮流发表了欢迎致词。其中副队长裴有能的讲话，还是颇能打动我的。他没有讲什么革命的道理，只说了：“今后，这里的贫下中农就是你们的父母亲；这个民生三队，就是你们以后生活的家了。”
在这次欢迎大会上，记得好像还有一部分文艺演出，至于演出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关于参加演出的人，我只记得有个小伙子，小名叫“小缆子”的人。他是民生分场机耕队的学员，名叫尹存惠。
欢迎词和演出结束之后，又宣布了队里的一个决定，除了苏州知青原有的排长作为副排长之外，男生中另指派高春尧为一排排长，路道全为二排排长，女生中指派史历中为一排排长，另一人是谁，我有点忘记了，大概是1963年下乡的南京知青薛琳。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苏州宣布下乡名单时，同时宣布任命了班排长名单。男生任命的三名排长，分别是张勇伟、侯荣根、袁守祥；女生任命的两名排长，她们是冯先韵、胡春囡。
这个任命名单公布后，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愤不平。他们认为：万汝藩在我们街道的“上山下乡”中起了那么大的作用，连个班排长都没当上，这件事对他是不公平的。我对他们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和理解。
但是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解释原因，这就是：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本来就是一个“四类分子的狗崽子”，怎么可能成为知识青年的班长或排长呢。或许，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那还要假以时日的考验呢！
欢迎会开过之后，正在我准备洗脸洗脚，打算睡觉的时候，住在西面大谷场后的女生宿舍里，传来了阵阵的哭泣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我和一些男生摸着黑，向那边跑去。
女生宿舍是两排带披的青砖房。她们的居住条件，比男生稍微好些。她们是昨天晚上到达的，算起来今晚是第二夜。初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不习惯的，她们想家了。一人哭声起来，大家放声齐哭，这样的声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有许多老工人、老知青也来到了这里，陈指导员、路队长等人也来了。但面对这种情形，大家都显得束手无策。我去找了几名男生商议了一下，并向大家提了个建议：以居委会为单位，各居委会的男生，去劝各居委会的女生。一个居委会的，总好说话些。
这个办法果然奏了效。从这个晚上起的三五天之后，女生的哭声渐渐地少些了、轻些了。我们到达民生三队的时间，是三月二十九日。这天晚上，实际上谁都没有睡好。
除了女生在宿舍的哭声，男生中也有一些想家哭泣的人。大家除了要劝慰女生，还要负责劝慰这些男生。其中哭得最厉害的男生，是谢明龙。在船上时，到队里后，他是哭得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四、少了两个人
被安排在民生三队的知青，是苏州市红旗区遵义路街道的社会青年。一共137名，其中男生是74名，女生是63名。第二天一早，在清点人数时，却出现了问题：少了两名男生。反复核实之后，依然是缺少两名。
有人说:“会不会去探亲访友，没回来？”也有人说:“该不会溜回苏州去了吧！”这件事引起的震动是不小的。街道上的社会青年，不好比学校的知识青年。在组织性、纪律性方面，都是较为差劲的。
学校的知识青年同校同班级，朝夕相处多少年，一看就知道缺了谁，或少了谁。街道的社会青年，除了比较要好或居委会安排的学习，平常是很少见面或聚在一起的。因此，也查不清缺了谁。
队里通过上报核查之后，证实确实有两名知青没有来到农场。至于他们是谁、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了。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就把这件事忘记了。重新提到这两个人，是纪念下乡三十周年的时候。
其实，这两个人，一个是道前居委会的的社会青年，名叫王运祥;另一个是幽兰巷居委会的社会青年，名叫周传良。尽管耶稣堂墙上公布了他俩的名字，但他们却没有迁户口，也没有上船。尽管我煞费苦心地查询，依旧没有找到这两个人。时间又过去了十年。
直到在北京工作的我队知青陶镐回苏州探亲，这谜底才算揭开了。因为王运祥与陶镐、黄瑰琛、胡国良、候荣根和张也青等人，都是相熟悉而且要好的朋友。王运祥没有下乡的理由是：
王运祥的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是“二野”18军的战士。五十年代中，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开往西藏，途中意外与部队走散、失联。西藏南面是印度。此事之后，有人说:“是否有投敌叛国的可能？”这件事一拖又是十几年，没有结论。
王运祥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是异常清苦的。在这次“上山下乡”运动中，王运祥说：“如果我下乡了，留下妈妈一个人，怎么办呢？”这就是王运祥拒绝下乡的理由。
王运祥留在城市的生活，并不好过，首先是没有工作。开始时，他是靠给街道办事处义务打零工、临时工，慢慢走上工作岗位的。在他与母亲不断地申诉中，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他的父亲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苏州横塘的烈士陵园里才有了一席之地。
在父亲“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一张的情况下，母亲与王运祥内心的痛楚及生活上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王运祥为人聪慧机敏，后来也谋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岗位。在不断的自学中，文化程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他的文采也不错，后来与作者还成为诗词唱和的文友呢！在这里作者简录了下乡四十周年时的几首唱和诗，也算个纪念吧。这一天，“正值下乡四十周年之际，候荣根自靖江、陶镐自北京回苏。并昔友王运祥等受黄瑰琛、谢彩玲夫妇邀请，欢聚一堂。席间多有酬唱，后和答陶镐、王运祥各诗一首。”这就是我为这次聚会写的《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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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3 09:1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