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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为何越减越累?“疯狂补习”的背后藏着多少“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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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7 11:22: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1-17 11:25 编辑

上海观察  作者:陈抒怡 王闲乐 2017-01-17


       “教师讲的是解题套路,缺少学科思维方法,不会开发潜能,这样的学习有什么意思?”



       “孩子们太苦了。”1月15日市委书记韩正在市人代会浦东团审议现场的一句话,引发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学生减负问题的热议。“韩书记的讲话道出了我们老师和家长的心声。”市人大代表、普陀区华阴小学校长冯迪说,在两会现场,已经有多位代表与她交流了这个话题。为了解决学生减负问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纷纷出谋划策。



       “别人在补课,我不补不行”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胡卫认为,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家长的焦虑感很强,而且没有方向,最后就变成了加在孩子身上的负担。“我们现在还是知识教育导向,要想真正帮学生减负,就应该向能力教育导向转变。”他解释道,“就像立交桥一样,有不同的出口,人人都可以成材,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家长的这种焦虑感,作为小学校长的冯迪感同身受。“我们学校如果双休日想搞活动,搞不起来,因为学生们都上培训班去了。”谈到家长对培训机构的热捧,冯迪两手一摊,颇有些无奈。她说,课业负担重是个老问题,2000年以后,市教委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减负计划,几乎年年都有减负措施,包括书面作业控制时间、一二年级减少书面作业、减少考试次数,等等。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不佳,反而有种越减负担越重的感觉。



       培训机构的热潮甚至蔓延到了懂得教育理念的老师群体中。“我们学校很多老师的孩子也在上培训班,小学4年级,就开始学一元二次方程、学勾股定理。”冯迪谈到这里,一直在摇头。为什么连老师也要让孩子参加这些培训班?“说到底,是社会的一种焦虑感。”冯迪说,她在与家长的接触中能够感受到萦绕在家长心头浓浓的焦虑感。“别人在补课,我不补不行。”互相的攀比、抢跑,让家长们陷入了培训机构所编制的“美梦”中。



       “早读”就等于“优秀”吗?



       “要使得学生真正能够减负,只有变‘堵’为‘疏’。”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延安中学校长郭雄认为,解决学生减负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合理引导学校、家长、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学校取消兴趣班后,反而将学生“挤”到了培训机构,如果学校科学规划培训班,合理收费,就可以将学生重新吸引回来,这样家长的费用负担能够下降,教学质量也能保证。



       有关教育界人士透露,学校减负之后,许多家长觉得孩子“吃不饱”,不得不求助于培训机构。这就导致了“学校在退,培训机构在进,学校在减负,培训机构却在抢夺这块‘阵地’。”这一退一进之间,学生负担反而越来越重。



       “情况蛮严重的。”市人大代表、徐汇区教育党工委副书记、区教育局局长庄小凤在接受采访时面色严峻,据她总结,现在教育界出现了三个情况:一是培训越来越低龄化,很多孩子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被父母领着去校外培训机构补课;二是,覆盖范围广,原先是学业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补课,现在是几乎所有学生都在补课;三是,现在社会上普遍把“早读”和“优秀”划上了等号,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输,结果水涨船高,越补越难。这三个情况导致了学生缺乏休息时间,从幼儿园开始就“5+2”、“白加黑”,更糟糕的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填鸭式教学让孩子失去了学习兴趣,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补的是解题套路,缺少思维方法



       对于社会上的教育培训机构,代表委员们均表示要加强监管力度。陈旭委员认为,社会上有些教育培训机构的夸大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建议,对各类培训机构及竞赛组织进行全面监管并整顿市场,对它们的宣传和课程设置的合理性都要进行监管。”



       “可以打一套组合拳。”冯迪认为,要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既要从教育本身找问题,更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在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同时,也要加大对社会教育机构的监管力度,避免这些机构质量不可控、误人子弟。



       郭雄则建议可以引入规范机制,包括准入机制、考核机制、评估机制等,切实提高培训机构教学质量。



       这些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究竟怎么样?对于这个话题郭雄很有发言权。“33个数学教师,只有半个人在讲解题思路,其他人只是直接讲方法,有的人讲的方法还是错的!”2012年5月底,郭雄曾以专家身份担任由某社会机构组织的全国五星金牌教师(上海赛区)的评委,对各培训机构选送的“优秀”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说课打分,结果发现33位数学教师中仅半个人可达到正规校的及格标准。虽然此事已经过去了3年多,但这一结果让郭雄记忆犹新。



       郭雄调查后发现,这些教师都是著名的非学历机构骨干教师,在课余时间收费培训成千以上的小学生,增加了学生学习负担,但多数教学成果是误人子弟。



       “教师讲的是解题套路,缺少学科思维方法,不会开发潜能,这样的学习有什么意思?”作为教育专家,郭雄分析说,正规学校新教师成长有带教、培训和考核机制,而这些社会机构上课教师缺乏这些培养机制,这些教师大多是大学毕业,有些有教师资格证,但这些机构的操作方法是先招学生,再编讲稿,老师根据讲稿来读,这些“产业流水线”上的老师不是合格的老师,他们的工作不是在开发学生智能,而是让这些学生以后怕学数学,造成心理阴影,反而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



       “这些社会培训机构的开办并不复杂。”冯迪了解到,一般来说,注册资金只需要达到30-50万元、教师有教师资格证,就能办培训班。去年5月下旬,受家长疯狂追捧的百花学习塾曾被官方证明其6个教育点均无教育培训资质。

与教学质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培训机构的市场规模。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中小学辅导机构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上课外辅导课的学生达到1.37亿人次,人均花费约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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