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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11月10日 00:00 上海
在美国，我发现美国人在房价和工资的统计上，多半采用“中位数”，（英文是“Median”），和当年里陂上村民“中间分”的概念，真是不约而同。
记工员每年有一百个工分的额外补贴，但是我没有要。
毕竟我算工分的那两天，已经算是出工，在队里记了工分。
那几年，我们里陂上村只有队长还是村民在当，其他的各种职务全部由我们上海知青担任，这在鹿冈公社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突然成了鹿冈公社知青的先进集体，李桂英作为代表去县里开会，后来她还当选了县团委的委员。县团委的吴书记有文化，懂宣传，把我们里陂上知青的事迹总结为“做贫下中农的‘红管家’”。
李桂英去吉安读书以后，原本要姓张的村民接任会计，可是他提出另外要二百个工分作为补贴，村里有人反对。结果由我担任会计。
这时候，记账制度已经恢复了“复式记账法”。这可是一个法国的修道士在四百年前研究出来的，我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学生，绝对是一窍不通。幸运的是我在上海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书《人民公社生产队会计》，详细介绍了复式记账法。我真是如获至宝，回到里陂上村以后，我反复研读，不断练习，完全按照书上的要求来记账。
每年的年终决算，是生产队会计压力最大的时候。
有一年，我们先锋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新会计上台了，他年终决算的结果，是队里每十个工分合到0.91元。已经离任的老会计却认为新会计算错了，他出面重新算过，变成0.93元。另一个更老的会计跳出来再重算，又变成0.90元。
这中间自然有家族之间争斗的原因，但是记账不规范也是硬伤。他们最后是采用了最高的0.93元的那个算法。每户人家的收入增加了，那是皆大欢喜的事情。至于将来会不会因此发生亏空，那到将来再说吧。 又有一年，先锋大队各生产队的会计，集中在大队部做年终决算，为期五天。大队希望会计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切磋交流。其实各队的会计在各自的村子里都是头面人物，到了大队里是互相不服气，根本不会切磋交流的。
我因为有事耽搁了，第二天中午才带着账本和算盘赶到了大队部。一进屋，没有人和我打招呼，只听见算盘在噼噼啪啪地响。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完成了里陂上村的年终决算。
“老夏，你是‘后跳起（起床），先屙尿’啊。”袁家村的会计说。
按照当地的习俗，村民会在睡觉的房间里放一只尿桶，供起夜的时候用。早上先跳起的人，理所当然地先占据了尿桶来排尿。
后跳起的人居然先屙尿，这出乎意料，有悖常理。
1975年，我在当选生产队长的同时，提出要辞去会计的职务。队长兼会计，很容易发生贪污行为，这才是真的是有悖常理。里陂上的村民们议论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要我暂时先顶一阵，等到有合适的人选再说。后来我培养了张富魁当队长。我辞去队长的理由，就是会计不能兼任生产队长。
上级领导最终同意我辞职，但是他们觉得让我“削职为民”，好像我犯了错误似的，所以领导通知我担任大队的支部委员，可以合法地兼任生产队的会计。
我在做队长兼会计的时候，冯金生是民兵排长兼出纳。因此，我们名义上勉强还可以称作“贫下中农的‘红管家’”。
村里有线广播的喇叭里，时常会传出永丰县广播站表扬我们里陂上知青班、表扬“红管家”的声音。可是半数以上的里陂上村民听不懂普通话。即使是气象预报里的“阴到多云”，他们费了半天劲，勉强能理解成“黑天乌云”，更不用说“红管家”了。广播对农民的宣传效果实在很有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在迅速消退，一半以上的知青已经离开了农村。我们“红管家”也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我并不像有些知青那样热衷于政治，相反我还会选择避让。可是政治往往会主动找上门来。
永丰县“知青办”的领导找到我，要我写稿介绍里陂上知青班，说是《江西日报》要用。我想，这并不是吹嘘我个人，我就尽量据实写吧。我在县知青办的厨房里靠着一杯极浓的茶，熬了一个通宵，交稿完工以后赶回了里陂上。不久以后，《江西日报》有整版的篇幅来报道我们“红管家”。我一看报纸，居然报社的编辑没有改动，照登了我这个初中生的稿件，心里不由生出一点小小的得意。
1977年初，井冈山地区（吉安市）要出一本书，介绍辖区内知青的“先进典型”。我到吉安参加了组稿会。我把给江西日报的稿件作了一些修改，交了上去。（按现在的说法是一稿二投，当年可没有稿费。）组稿的负责人是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看了我的稿件，说：“通过了。”然后问：“你在上海读什么中学？”
我说：“华东师大一附中。”
他说：“哦，怪不得。”然后转身忙着给其他写手审稿，指点他们应该怎么写。
而此时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吉安师范学校，我要去找马立平了。
此书的书稿《一代新人在成长》出了清样，我们在书里面还是“红管家”。后来因为上层激烈的政治路线斗争往下延烧到吉安市，负责此书的人倒台了，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
当我听着鹿冈公社广播站转播的节目里有我们的“先进事迹”，在心里有一点高兴的同时，也会想到：“明明里陂上村的‘红管家’都快走光了，我们的名头在外面却越来越响亮。我作为写稿人，当然也有自己的责任。幸亏里陂上村民听不懂有线广播的喇叭里说的普通话。”
1979年初，在我从永丰中学回上海以前的最后一个月，我向学校请了一天假，利用周末的时间赶回了里陂上村。我做好年终决算以后，把账本移交给了新的村民会计。里陂上村历时七年的“红管家”时代结束了。（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 
发表于 2026-1-19 17:0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