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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3月28日 00:01 上海
1975年 1975年是我在里陂上村非常特别的一年，也是我的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的年初，我像变戏法一样，突然成了共青团员。到了年尾，我是正式党员了。
这一年的正月里，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里陂上村的生产队长。到了秋天，我放弃了报名去学校读书的机会，里陂上生产队推荐了知青冯金生。经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程序，他成功地去读书了。
然而我最刻骨铭心而又终生难忘的是在1975年的初夏，我在鹿冈公社举办的农机学习班上，认识了从村前大队来的乡村教师，上海外国语学院附中的马立平同学。（对不起，当然还有后来成为好友的罗家大队的林场负责人，上海虹口中学的陆禹平同学。）
一、入团
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有什么理想，不知道要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也不懂得要不断争取进步，好好表现自己，积极靠拢党团组织。
记得在中学里，班级团支部要听取群众意见，请大家提名自己心目中的入团候选人。有一位同学提了我的名字，马上有人表示反对，理由就是我没有积极靠拢团组织。
我到里陂上村务农的时候，父亲正在上海铁路局的隔离室里接受审查。当时传说纷纭，说父亲除了是反动学术权威以外，他还是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和军事院校的反动军官。
我怎么可能入团呢？即便是我想申请加入，人家会要吗？更何况我没有这个意愿。
常年在里陂上劳动的知青中，薛志民和冯金生入团了，王君薇和李桂英入团了。李桂英还是团县委的委员，在公社大礼堂的主席台上主持过会议，作过报告。崔应辉更是早早地直接入了党。只有我属于另类，没有入团。几年过去了，剩下我和冯金生还在里陂上种田，其他的几位都有了更好的出路，离开了农村。 1975年的春节刚过，就像变戏法一样，奇迹发生了。
先锋大队的大队部的墙上，贴着一张永丰县团委印的漂漂亮亮的表彰全县优秀青年团员的名单。鹿冈公社这一栏里，居然有我这个非共青团员的名字。
大队的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来向我表示祝贺，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几个月前，公社打电话来，要大队上报一个优秀青年的名字，大队就报了你。
优秀青年？他们可能是把团员青年和知识青年搞混了。很多优秀的知识青年已经离开农村，到更有出息的地方去了。剩下来的人里面，我成了优秀青年。
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奇迹应该是和当时的大环境有关系。1974年，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了，毛主席称赞他是“人才难得”，准备进一步重用他，整个国家的政治局势因此有了很大的松动。
就在1974年的下半年，我父亲的工作单位给鹿冈公社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父亲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已经结束了为期六年的审查，恢复工作也已经两年了。如果不是这封来信，即使先锋大队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到了公社也应该拦下来，不会再报到县里去，我不可能突然成为优秀青年团员。
1975年我认识了马立平以后，有一次向她提起，全县优秀青年团员的名单上也有她的名字。
马立平说：“别提了，这些年每次回上海探亲，都要为我父母亲平反的事奔忙，一点用都没有。我和你一样，去年下半年，上海给鹿冈公社来了信，说我父母亲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也是没写入团申请，就成了优秀青年团员。”
如此看来，发生在我身上的戏法，还不是孤例。
二、当选生产队长
在农村，生产队长出工在前，收工在后，不能多拿一分工分，没有任何补贴，上下受气，是最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
里陂上村绝大部分是张姓，族谱上一查，他们居然还是唐朝宰相、大诗人张九龄的后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说起先祖“九龄公”，村里张姓的长者都要挺一挺胸，抬一抬头，显露出极大的尊敬和骄傲。
村里一直是姓张的人做队长，可是张姓村民分成了两房四家，互相之间谁也不服谁，争斗得比较厉害，基本上是由两房里面推出人来轮流当队长。先锋大队的人都知道，里陂上的队长特别难当。
1974年，先锋大队有两位知青去读书了，一位是在上头生产队做队长的知青。另一位是我们里陂上的知青，县团委委员李桂英。同村的冯金生和李桂英都出生于工人家庭，但是冯金生的其他条件和李桂英相比，要稍逊一筹。
李桂英走了以后，很快传来消息，部队就要到鹿冈公社来征兵了。冯金生很想通过当兵来离开农村，他拉着我一起去找公社武装部的姜部长。姜部长在洋坳大队蹲点工作，我们一路找到洋坳的山里。他听我们说完了来意，对冯金生说，青年去参军是好事，只要体检合格，应该没什么问题。
过了不久，果然有两个解放军来鹿冈征兵了。冯金生身材高大，相貌也很憨厚，那两个解放军很中意他。最后，我陪着冯金生到鹿冈卫生院做体检。没想到冯金生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了。
体检的最后一关是测量血压。冯金生紧张得双手发抖，头上直冒冷汗，结果是血压太高。旁边坐着的解放军摇了摇头，对冯金生说：“你别紧张，先休息一下。过二十分钟再来量一次。”
我陪着冯金生在卫生院外面溜达，心里却很想进卫生院去找熟悉的医生，要几片降血压的药。可是今天小小的卫生院里挤满了人，解放军也在那里，实在是不敢去。冯金生第二次测量血压，还是太紧张，没有通过。解放军走了以后，我和冯金生再去卫生院，给他量血压，他的血压正常了。
冯金生想当兵的希望破灭了。他闷闷不乐了好几天，突然对我说，他想当里陂上生产队的队长。冯金生又拉上我，一起到大队书记的家里，说了他的想法。书记说，知道了，明年里陂上的队长人选，大队会考虑的。
1975年的正月里，有消息传来，说是大队决定，里陂上可以选知识青年当队长。为此，我和村民张寿仁、周恩绍、张发茂等一干朋友提前打了招呼，希望他们选冯金生。里陂上村开会选队长的前一天，恰巧我们知青的老班长崔应辉从南昌回到里陂上来玩。他第二天上午也参加了村里的会议。
会议一开始，我就提出选冯金生当队长。没想到，我没有打过招呼的一个村民马上发言，他不同意。他说了冯金生的一些缺点，觉得还不如选我。他刚说完，许多人附和着说“同意”，张寿仁举着双手，大声喊着：“我选老夏！”
就这样，我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阴差阳错地当选了里陂上的队长。开会时一直坐在我旁边的崔应辉感叹地说，这可以说是一次很民主的选举了。可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大队的暗中授意，很难说村民会选我们知青来当队长。
散会以后，冯金生坐在那里不作声。我觉得事情没有做好，他当队长的愿望没有实现，我很对不起他。或许他会觉得，是我耍弄了他。我想了想，坦率地对他说：“我知道你参军不成功，就想当队长，目的就是为了去读书，可以离开农村。这样吧，今年学校招生的时候。里陂上就推选你去读书。”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脸上渐渐舒展开来。
到了夏天，学校开始招生了，我没有报名，而是推荐了冯金生。这使得大队书记十分惊讶。
1975年的秋天，冯金生成功地去读书了，我也成功地兑现了自己对他的承诺。
三、农机学习班 为了让剩下的知识青年比较安心地留在农村，各级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是让知青学一点手艺和技术，让他们在农村发挥一点作用，提高一点生活水平。
1975年6月，鹿冈公社为知青开办了木工、电工和农机等各种学习班，名曰“函授班”，为期一周，可以记工分。我有开柴油机碾米和抽水的经历，还参加过永丰县的手动插秧机培训班，于是报名参加了农机学习班，听公社的干部说，会有上海的师傅来教我们。
开班的第一天上午，上海来的老师要我们作自我介绍。过去的六年，我专心在里陂上种田，和我们大队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交往并不多。至于其他大队的知青，认识的没几个。 我很认真地看着学习班上的陌生面孔，听他们自我介绍。大眼睛笑眯眯的同学是青山大队来的张延敏。高大白净的女同学是前村大队的，叫许刃解，这个名字很特别。眼睛很小的同学是陆禹平，从罗家大队来的。
有个女同学迟到了，她叫马立平。不用说了，虽然以前没有见过，她一定是村前大队的马立平，做民办老师很有名气的马立平，有很多传说的马立平。她已经在教书，又是女的，怎么也来学农机修理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走上前去和马立平打招呼：“你好，我是先锋大队的。”
“知道，你是里陂上的队长，听说过，没见过。”
“你已经在村前做老师，怎么还会来参加这个学习班呢？”我明明知道她在会上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觉得她的理由很特别，故意再问她。
马立平说：“我的学生问我，拖拉机是怎么会走的，我回答不上来，所以就来了。”她的脸上一派纯真，大眼睛里清澈见底。 我想，此人倒是挺认真、挺执着的，很不错。但是拖拉机是怎么会走的，只要找本书看看就行了呀。于是我笑着打趣说：“如果你的学生问你，飞机是怎么会飞的，那你也要去学开飞机了？”
马立平语塞了，大眼睛眨了两下，原本俊俏的脸一下子羞得绯红，漂亮极了。
今天，马立平这个名字和形象对上了。
当天晚上回到里陂上，我一直睡不安稳，再也无法在脑海中抹去马立平的形象，不禁回忆起有关马立平这三个字的点点滴滴。
1969年底，村前大队的高坑生产队有个女孩子嫁到里陂上村以后，说起高坑村的上海佬栽禾快极了，我第一次听到了马立平这个名字。
有一次，鹿冈中学的老师来支援里陂上双抢时，议论到村前大队的民办老师中有“两只瓶”：马立平和陈亚平。说是上次县文教局来人，听了马立平的课，评价很高。
听说马立平在中学里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她在上外附中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古巴籍老师编的常用词典，她能够背出来。古巴的国家芭蕾舞团来上海访问时，老师让马立平正式担任口语翻译，而当时她仅是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不久前，洋坳大队的夏元麟到永丰的“知青办”写材料，回来时在里陂上歇脚，说起村前大队的马立平也去了，他拿出马立平写的稿件给我看。稿件的字迹非常端正，起首的一句是：“笔直的曾坊河静静地流着……”写的是一位上海知青在开挖曾坊河的过程中十分努力，积劳成疾，因病去世的故事。从文章来看，马立平可以算得上是才女。
传说马立平的父亲是干部，曾经是上海一个区的常委、副区长，文化革命初期受迫害去世。
据说马立平有一个比较正式的男朋友，是在高坑村一起务农的男知青。据说还有别人在追求她。
据说……
第二天，马立平没有在农机学习班上出现。一打听，她因学校里有课，不能来。
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像歌词中说的：
只因为在人群中（农机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 从此我开始孤单地思念。 ……
我再三告诉自己，我和她的成长环境不同。再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我还是忍不住：
想你时你在天边， 想你时你在眼前（村前）， 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 ……
过去也曾有别的女知青对我表示过好感，可是我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感觉。
农机学习班结束，过了一个多月，我实在忍受不了煎熬，决定要给马立平写信。我俩所在的先锋大队和村前大队的邮路，是公社的邮递员老徐负责，我请老徐做信使，帮我把信送到马立平手里。
信的开头是“亲爱的马立平同志：” 在那个年代，这很大胆了。后来，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很熟悉这个称呼。 信的最后一句话表述了我的心迹： 我决心参加到追求你的队伍中来。
熟悉我的人会说，我是一个没有归宿的人，没有什么追求。“知我者谓我何求”，仔细想来，我一不求入团入党，二不求当队长，三不求离开农村，只是老老实实地认真做好眼前的事，确实别无所求。
但是我平生唯一有过的追求，就是这一次。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马立平的回信，她同意通信。我眼前顿时一片澄明，感觉自己进入了全新的世界，好像生命重新开始了。
可是，我犯了一个技术错误。老徐帮我送信，坚决不肯让我贴邮票。最后我说，在上海，市内通信是半价，就贴四分邮票吧。老徐同意了。贴四分邮票的信太特别了，很快在我们这一片的知青中间，传开了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管他呢，我就是那只快乐的癞蛤蟆。
农机班结束以后，我想方设法，为里陂上村争取到了一台免费的手扶拖拉机。 同时，我作为“夏师傅”，也开始接受其他地方的邀请，帮助修理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其中当然也包括到马立平那里，帮助修理她执教的村前小学用来搞勤工俭学的那台柴油机。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5年的6月，不会忘记鹿冈公社的农机学习班。
责任编辑：日升 | 
发表于 2025-6-11 18: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