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2025年01月24日 00:01 上海
二、公家的支援
在双抢的关键时刻,公社干部会调动鹿冈中学和小学的公办老师,有时还加上鹿冈商店等单位的职工,到里陂上村来支援双抢。如果犁田的进度太慢,他们还会调来公社的拖拉机,帮助我们犁田耙田。 每逢这种时候,里陂上村抢收抢种的场面非常壮观。两台“丰收-27”型拖拉机在轰隆隆地犁田,我们自己的劳动力全部参加割稻,来支援双抢的各路人马全部投入栽连作。一眼看去,真是热闹非凡,激动人心。
可是对于公社的好心支援,村里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方面,里陂上村虽然是接受支援的受益方,可是也要付出相应的对接成本。我们要专门派人安排他们的劳动地块和劳动工具。另外,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干部,村里要把他们派到各户人家去吃饭,给各家的妇女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和负担。如果另起炉灶为干部们开伙,这不仅要占用村里好几个劳动力,还要增加村里的财务支出。
再者,来支援的人的劳动效率自然不会很高。他们常常是拖拖沓沓地来,慢吞吞地下田以后,一边轻松地栽禾,一边轻松地聊天。他们有人戴着手表,时间一到就轻松走人。
还有,看着拖拉机带着四铧犁,在里陂上村的大田里哗哗地犁田,真是很爽。可是过后一结帐,犁一亩田要收一元五角,比自己用牛耕田要贵一些,村民心里就有一点点不爽。
同时,我们还必须接受一些闲言碎语,别的村子老是说我们里陂上村拿共产党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总之,有人来支援当然是大好事。只是加上了我们的付出以后,从经济上来说,性能价格比不是很高。
另一方面,来支援我们的人,也自有他们的怨言。
有一次,听到准备去替班的拖拉机驾驶员在抱怨:“热死了!”,我就发问:“你们平时开拖拉机跑运输,难道不热?”
“拖拉机在马路上跑得快多了,有风,没有这么热。”
“可是你们犁一亩田要收我们一元五角,可以赚不少钱啊。”我说。
“哪里的话。我们一天可以犁田四十亩,收你们六十元钱,可是要用加倍的柴油。而我们到县城跑运输,来回只要半天,身上还干干净净,不会沾到一点泥水。我们运一车货到永丰,收五十元,还省油。如果来回都有货拉,就是一百元。”
“是公社领导要你们来的吧?”我问。
“确的是。领导不逼,谁会来?回去以后,我们光是把拖拉机洗干净,把耕田的轮子换成运输轮,就够我们忙好几天了。”(鹿冈人总是把“的确”说成“确的”。)
后来我参加了鹿冈公社举办的农机学习班,上海来的陈老师说,1958年全国“大跃进”的时候,上海的工程师参照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图纸,设计了一款中型“丰收-27”型拖拉机,还设计了全部的工艺和装备,准备在上海生产。 可是国家说江西的工业很不发达,又是革命老区,所以决定在江西开建一个拖拉机厂,专门生产这款上海设计的拖拉机。
我问老师:“上海不是自行设计生产了‘丰收-35’型拖拉机了吗?有35匹马力呢。”
老师说:“马力是大一些,但是整体性能不如丰收-27,那到底是成熟的拖拉机,在国外的农田里使用过很多年了。”
三、突击犁田
栽连作的期间,常常会因为犁田的速度太慢而影响整个抢种连作稻的进度。
负责犁田的大多是四十五岁以上的男性村民,他们的年纪大了,已经不适合做割稻和栽禾这样的强体力劳动。但是,犁田的那七八个人始终是每天只犁一亩多田。他们是长辈,是家长,村里人不好意思说他们。 好像是在我当大队支部委员的1977年,犁田也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在公社干部的不断催促下,我心里一着急,再加上有点年轻气盛,便决定我自己参加犁田,我要做个样子给这些人看看。
第二天一早,五点钟刚过,我找到村民张茂仁,对他说:“把你的‘打脚牛’给我,我今天来耖田,你去割禾。”茂仁平时说话有些结巴,他不情愿地把耕牛和犁具给了我,关照我说:“小心啊,它、它会打脚。”
这头“打脚牛”是村里体型最大的深褐色的黄牛牯,犁田的速度最快。但是它脾气暴躁,会用脚踢人。村里的各户人家都要关照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靠近这头会踢人的牛,以免被它踢伤。
“打脚牛”在水田里劳作的时候,也会时不时地朝后蹬踢一下,弄得使役它的人一身泥水,狼狈不堪。所以,除了养这头牛的张茂仁自己不得不用它来耖耙田,村里没有任何人愿意用这头脾气古怪的快牛。
我小心地牵着“打脚牛”,来到一坵1.55亩的水田里,我希望用半天来犁完它。
我把牛轭套上了牛脖子,左手刚刚摸到犁的扶手,还没有发出命令,牛就一甩脖子,开始向前疾走。我用牛绳使劲往后勒住,大骂了一声,牛的脚步才稍微慢了一点点。我趁着这机会,赶紧扶稳了犁。
“打脚牛”心里不高兴,开始频繁地“打脚”,溅得我满身是泥水。我很庆幸自己戴着近视眼镜,泥水不会溅到我的眼睛里。眼镜片模糊了,我用右手背一抹,一刻不停地犁田。说真的,我从来没有使过这么快的牛。
等到我犁完这坵田,正赶上其他犁田的村民回去吃早饭。我这才发现,自己三个多小时的一次早工居然犁田1.55亩,心里喜滋滋地透着几分得意。
我正准备回去吃饭,就听见有人叫我。我仔细一看,是一个公社干部,他正低着头,在我刚耖完的田里用脚使劲踩。我马上明白了,他是在检查我有没有漏耕。
他很快抬起头来,远远地看着我,笑着点了点头,还朝我晃了一下大拇指。
到这天晚上七点钟,我收工的时候,共犁了三坵田,合计5.62亩,因此记了56.2个工分。也就是说,我一天工作了十几个小时,赚了五块多钱。
第二天,村民周恩绍牵着他的小牛牯,犁田4亩;张四喜用他的小牛婆,也犁了3.5亩田。村里抢种连作稻的进度明显加快了。
每年双抢结束的时候,村里所有的耕牛不光是消瘦了,每头牛的背上都有一块地方,因为承受了太多的鞭策,已经溃烂了,日后会结成一块灰色的疤痕。
我用一头黄牛牯,一天犁田5.62亩的这个记录,应该绝少有人能破的。如今说给其他会犁田的人听,绝大多数人都是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我自己也有点怀疑,当年我真有这么牛吗? 自从里陂上村有了手扶拖拉机,它在双抢大忙时,常常由知青冯金生带着一个村民负责操作。手扶拖拉机在大田里日夜不停地轰鸣,一昼夜可以犁田或者耙田三十亩左右,为双抢的顺利进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四、打夜工
双抢期间,我们经常要打夜工。打夜工有两种,一种是晚上十点来钟,我们来到连作稻的秧田里,开始摸黑摘秧,直到午夜过后才上床休息。可是我记忆更深刻的是另一种打夜工,那是在凌晨二三点钟起床,我们趁着月光去田里割稻。
白天割稻栽禾劳累了一整天,好不容易才赚到了一点睡觉的时间,我很快就进入了梦乡。鸟叫声越来越响,我突然惊醒过来,这是队长在吹哨子,要去割稻了。
我迷迷糊糊地起来,懒得点灯,在厅里摸到了准备好的箩筐和扁担,晃晃悠悠地挑着一对空箩出了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居然会想起来,小学的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好像有这样的句子:“……刘打头的晃晃悠悠地走在前面……”那是一个地主在半夜里装鸡叫,迫使长工提早出工的故事。
一阵清凉的夜风袭来,我清醒了一些。虽然有一弯新月斜斜地照着,田塍还是比白天难走多了,远不如走在割清了的稻田里更为方便。到了田头,我努力睁大眼睛,没有人。回身望去,不远处有几个挑着空箩的人影正在晃悠过来。
“是老夏吧?你没有老婆可以抱,来得这么早。”听声音,这是村民张寿仁,他和我在同一组。寿仁接着说:“唉,现在是传人种的时候,还要来割禾,真是的。”
我们在朦胧的夜色中割稻的速度,最多只有白天的一半。我弯腰割稻,得注意不要割到手。
脚踏打谷机在我的身后,一下一下地呜呜作响。踩着打谷机的党员张贤通纳闷地说:“怎么踩不动呢?打谷机也睡着了吗?”和他一起踩打谷机的寿仁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贤通睁大眼睛,低头仔细一看,气愤地把一坎稻草砸到寿仁脸上,骂了一句:“你这个偷奸买懒的家伙!”
原来,寿仁虽然也在打谷,他一耸一耸地做着踩打谷机的动作,脚却并没有踩在踏板上,而是空踏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贤通说:“歇一下吧。”我们便到田头坐下休息,寿仁则笑嘻嘻地忙着给大家发香烟、点火。他来到我面前,热情地叫一声“老庚”,把烟递过来,点燃了。同一年出生的人是“同庚”,可以互称“老庚”。寿仁是我在里陂上村唯一的老庚。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不由得想起,我俩曾经在白天一起到水库里游水。村民游水的习惯多是赤身裸体,我亦照样办理。游水上岸以后,并不直接穿上衣服,而是一边走,一边让太阳晒干身体。山路边伸出的细柴枝,直接划在刚从水里泡过的皮肉上,觉得特别疼,令人分外感念穿衣服的美好。身体晒干以后,我们在山路上,穿起了一直提在手里的衣裤。那时距离里陂上村已经不远了。
北京人把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称作“发小”,上海人把一起穿过开裆裤的“发小”叫作“赤屁股朋友”,意即一起光过屁股的朋友。我和寿仁可谓名副其实了。
现在是夜晚,月亮已经落下去了。新月起得早,落得也早。黎明前的黑暗中,天空是极深的蓝色,空气很凉爽。环顾四周,我们的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烁着红光。突然,树上有一只鸟叫了起来。紧接着,许多鸟儿吵个不停,声音越来越响。嘈杂的鸟叫声中,揉进了远处村里传来的微弱的鸡鸣。哈,村民养的家鸡虽然不会飞了,却还保留着一些鸟的本能,会在天亮以前啼鸣。
过了一会儿,鸟叫声慢慢地轻了。我知道,天快要亮了。
果然,天空的颜色渐渐淡了,周围慢慢亮了起来,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晰,那么新鲜。鲜红的太阳悄悄地从屋背岭后面探出头来。远处黄灿灿的稻田里,一层轻柔的薄雾在慢慢地晃动。从村里偶尔传来了一两声狗吠和零星的鸡啼。有几户人家的屋顶上,已经升起了袅袅的炊烟。
这是山村夏天的清晨,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低头注视着手中的禾镰,心里想,新的一天好像早就开始了,我马上要挑着满满的一担稻谷回去了。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