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建丰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2025年01月08日 00:00 上海
作者简介:夏建丰,男,1950年出生于上海。1964年就读于华东师大附中。1969年到江西永丰县里陂上村插队落户,历时十年,曾任生产队队长、鹿冈公社先锋大队党支部委员、永丰中学英语教师。1979年在上海铁路局南翔自动化段工作。1988年任上海实用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研究开发部经理。1989年到美国,现居加州。期间和妻子马立平共同创办斯坦福中文学校,任理事长,研发中文教材,曾出版学前班到十年级的教材《中文》一套,供海外华裔青少年使用。1998年曾应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邀请,回国参加国务院侨办在上海举办的华文教育国际会议。2000年参加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举办的“寻根之旅”夏令营。2005年以海外中文学校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央统战部的论坛。2009年参加国务院侨办在成都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2015年著作《知青私人词典——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发行。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我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身历者都已渐入老境。当年的环境、经历有差,后来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样,当这些老知青回望来路,难免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领悟。在某些老知青那里,那段岁月给与他们的主要是磨炼,磨炼的收获体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农村是炼狱,终成正果证明了他们本就在黑暗中闪亮的优秀品质。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里,插队是被强加于身的苦难,苦难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后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农村是地狱,进去打一个滚再出来,阴森的寒气会纠缠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两种极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过往注解当前,是人情之常。所以两端之间自然有个模糊的分界,据说,一边是标榜“青春无悔”,另一边则慨叹“不堪回首”。本书对知青历史提供了有异于前二者的视角,是其尤为可贵之处。
二十世纪的1966年到1968年,正当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战后婴儿潮”这个说法,我是到美国后才听到的。这潮水在西方涌上了海滩,在中国则是惊涛拍岸。从1960年代初开始,初中教育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应的、但远不成比例的发展。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向何处去?升学,师资和校舍在哪里?就业,刚刚起步的工业如何容纳?海量涌入城市工商业的就业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将吞噬大量的工商业积累。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的失衡难以避免。要么是普遍贫困下的停滞,要么是有人做出牺牲。为了牺牲,需要激动人心的口号,同样少不了强制。可以质疑口号所宣称的附加价值,可以谴责强制的正当性,但口号和强制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择。在漫卷的红旗下,在喧天的锣鼓中,知青走向中国工业化的祭坛。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
这样说来,“青春无悔”和 “不堪回首”岂非同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们本该是城里人。我们下乡了,小姐落难、书生蒙尘,我们为民族牺牲,我们为国家奉献。告别农村之后,混得好,我们有资格格外骄傲;混不好,我们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被耽误了。据说,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吗?知青1700万,当年中国的人口在八至十亿之间,其中约五分之四是农民。也就是说,将近有一亿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兄弟姐妹做出过跟我们同样的牺牲、同样的奉献,还要加上他们的父兄!没有人问过,他们的青春有悔无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问,恐怕他们也顾不上进行如此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还得下地,从土里刨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为工业、科技、教育、国防输血。
知识青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也许是仅见的最自恋的群体。我自己也在这个群体之中,跟本书的作者相仿,曾插队十年。回忆文章不说了,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单看文艺作品,除了诗歌、小说、绘画、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音乐,独唱的、交响的、汇演的、巡演的,从知青回城到现在就没断过。说“自恋”其实并不确切。我们是怕,怕被社会遗忘。王朝建立了,从龙的会论功行赏。革命成功了,革命者会受到尊崇。我们也革过,也苦过,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早早下了岗,几乎全部人都已经退休,除了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个群体。这也难怪,知识青年毕竟没有完成正常的中学教育,而时代已经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这回是几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是谓“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很少得到城里人的平视和尊敬。
时隔将近四十年,本书作者仍记挂着和他共同劳动、生活了十年的农民。
拨开一个个王朝的灰烬,传递文明的薪火;捱过一次次战争和饥荒,保存国家的生机;祖祖辈辈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守护民族复兴的希望;抛家舍业成群结队地走向城市,用血汗为古国的经济腾飞奠基;这就是中国农民。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你们相伴;在那条坎坷的道路上,曾与你们同行。我们终生难忘。
我家开放式厨房柜台旁的小圆餐桌,是整幢房子里人气最旺的地方。就在这张小圆桌上,建丰支起他的手提电脑,滴答滴答、不紧不慢地“敲”出了这本初衷是要留给自己孩子们的《插队十年——里陂上村杂忆》。
随着建丰对当年插队生活的记忆一段一段地诉诸文字,我和其他“插友”们脑海中多少尘封的思绪被一一拨开,牵出背后生动的故事;多少沉睡的场景被一一唤醒,重新鲜活地展现在眼前。
二十世纪的1960年代末期,我们这些在上海长大的中学生,被社会运动大潮席卷到了离家千里之外、陌生而又闭塞的小山村。万万不曾料想,在那里,我们竟然和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相遇。如今蓦然回首,就这一点而言,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一感悟发生在我离开农村,甚至是离开祖国之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当年自己所浸润其中的江西农村的民俗民风和生活方式里,几乎处处有久远文明的因子存活着。例如就在不久前,研读词源时我惊喜地发现,“再”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主体,居然就是村民称之为“籇(háo)”的捕鱼的竹笼(见本书298页的插图)!记得曾经好奇地跟着村民到溪流上“装籇”。如此说来,我何其有幸,曾经亲手触摸过三千多年前的文明源头!“尔牧来思,何蓑何笠。”这是《诗经》里记录的诗歌。回忆着自己在乡下曾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地沐浴在春雨中,吟诵起来便觉是亲口在与祖先遥相唱和,那横亘在我们中间的上百万日子的光阴,顿然消失了。
村民的方言里存有不少古字古音。比如称老人为“老者”、称回家为“去归”。当年,他们说话中“姊” 和“弟”的奇怪发音令我十分费解。可是后来读《说文解字》,得知那些正是东汉许慎记录的读音时,我的心不由微微地颤抖了。在我认识的那些不识字的农民中间,流传着《孙子算经》中的题目,流传着《增广贤文》里的格言,还流传着许许多多美妙动听的山歌、谜语、民间故事。村民们极少有人上过学,可是相处中他们从来不曾给过我“愚昧”、“没有文化”的感觉。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吃苦耐劳、敦厚本分、节俭卫生乃至精明狡慧,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城里现代的物质发明固然令他们感到新鲜无比,然而反过来,当地的民俗民风、生活形态和生存方式同样让我这个外来的“上海女仔”感到新鲜甚至震惊。建丰在这里记下的,正是在这贯古通今的文明里浸润了整整十年的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作所为。
在我的心目中,当年在江西农村感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所谓鲜明的“时代色彩”,都是和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建丰在书中描述了他参加整个公社的农民集中起来修筑水库的体验,而我则参加过数个县共同出劳力修筑“井冈山铁路”的“大会战”。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农民,自带工具、口粮和菜肴汇拢到离家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地方,近乎无偿地参加社会工程的建设,何尝不是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服徭役的农民无数次地为兴建大型土木工程而聚集的某种再现?甚至在今天看来显得颇有些荒谬的“集体生产”形式,抑或不是《礼记·礼运》中所表述的“天下为公”之理想数千年后的一次重新闪现,甚或是一次勇敢的实验?
然而,同样万万不曾料想的是,随着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当年插队期间所遇到的这绵延了千百年的民风民俗和生活方式,正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在我们的眼前,崩溃着、消失了。在村民们对日益方便、快捷和丰沃的物质生活的陶醉中,崩溃着、消失了。近几年,当我们回到当年插队的山村,满眼看到的是:便宜的塑料制品取代了各式各样的竹制品和陶瓷制品;高大的水泥楼房取代了传统的砖木住房;轻便的雨衣取代了蓑衣和斗笠。甚至连香醇美味的糯米水酒,也正在被廉价方便的啤酒所取代。十分依赖化肥农药和除草剂的水田里,已经少有活鱼,从甲骨文时代沿用至今的“籇”,想来也难逃寿终正寝的命运。世代相传的各种传统手工艺,在外来商业用品的冲击下奄奄一息。村民之间口说耳听的山歌、谜语、和民间故事,在现代媒体的大扫荡中枯萎凋零。乡间道路上,密集的车轮痕迹盖过了脚印,隆隆的马达声响吞没了乡音…… 淳朴的民风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豪华在挑战节俭,怠惰在挑战勤勉,贪欲在挑战本分,张狂在挑战敬畏。
这一切迅速的、难以阻挡的变化,是喜,是忧?是福,是祸?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文明的延续是需要记忆的,将自己曾经历过的这些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记录下来,应该没有错。北宋晚期张择端画下的“清明上河图”,让八百多年之后的我们仍能看到当年汴梁的风土人情。或许,建丰这本记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江西山村民俗民风的小书,多少也能帮助将来的人们了解它所折射的绵延了千百年的传统文明。
我们所住的硅谷除了高科技以外,也以终年阳光灿烂闻名。建丰写作的小圆桌上,上午常洒有几方阳光。建丰说,年纪大了,太阳晒在后背上感觉很暖和,很舒服。键盘敲击声中,那几方阳光总在悄然无声地挪移开去——时间的脚步从来不会停留。我们把《插队十年》留给随时光而来的后代,当作他们回望今天的一个标记。
从1969年3月到1979年2月,我在江西省永丰县鹿冈乡的里陂上村做农民十年。最后离开时,数次问我的村民朋友:“如果人的一世有六十年,以十年来算的话,哪个十年最重要?”村民们稍一思忖,很快就有相同的答案:“是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
这时候,我就用力地顿脚,用手指着地面,感慨地说:“我的二十岁到三十岁,就是在这里。”
妻子立平在鹿冈乡的高坑村七年,加上读书和工作,她在江西十一年多。
我女儿自懂事起,经常听我俩唠唠叨叨,叙说那些年轻时候做农民的陈年往事。女儿上学了,会把我们的事情讲给她的老师听。几乎每个听过女儿讲述的美国老师,大多会说同样的话:“你父母的经历应该记录下来,真是太丰富太有趣了,哪像我们在美国,从学前班开始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到学校教书,我们的生活真是很平淡。”
女儿回家,把她老师的话告诉我。我对女儿淡淡一笑,心里不以为然。这些美国的老师有些矫情了,他们一帆风顺地大学毕业了,还说生活很平淡。我从小到大,若能有他们那样的生活,该有多好!
当时在中学里,我们全班有五十三个同学,如果没有文化革命,可以有五十个同学考进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文化革命过后,点来算去,只有四个同学进了正规大学的校门。
女儿自幼喜欢历史。她十岁的时候,我说到宋朝,她就问:“是赵宋还是刘宋?”平时有了机会,她常提醒我,应该把农村插队十年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历写下来。
那时中国的城市人口有一亿多人,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里的中学生,有一千七百万人下乡务农,这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真值得记录下来吗?只是为了不拂女儿的好意,我答应以后会“信笔由缰”地写一点回忆性的文章,题目就叫《浮生杂忆》。
女儿长大以后,在芝加哥大学修习历史,读了三个本科学位的课程,还上了一些研究生的课。她在假期里回家时,经常会询问:“爸爸,《浮生杂忆》写了没有?”“爸爸,该动笔了吧。”嘿,我当时不过随口一应,她还认真了。
有一次回中国探望母亲,老人家已是耄耋之年,过了米寿。母亲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我有三个儿子,只有你这一支在美国……”
我听了以后心里一动。是啊,我这一支孤悬海外,我的子孙后代应该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何方人士,在故土都有何样情事。我作为这一支脉的“迁始祖”,应该尽自己所能,为孩子留下一些文字的资料。
记得以前看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写的一部家史小说《根》。作者经过十二年的考证研究,追溯到他的六代以上的祖先,是生活在非洲西海岸的冈比亚。书中反复地指出,人生十分宝贵的东西,是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
一年前,悚觉自己的记忆力加速衰退,大脑仓库里许多鲜活的记忆,正在悄然隐去,再不动手写下来,就来不及了。
及至动笔甫始,发现自己写作文的能力和水平,依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中学时代,没有什么长进。略有沮丧之余,觉得反正也就这样了,能力有限,权当是在四十年前上作文课的时候,坐在教室里写作文吧。
我整理完相应的家谱和有关祖先的生平,写了几篇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进入我人生中历时十年的“江西时期”,开始里陂上村生活之“杂忆”,断断续续地写了四十来篇作文。
农村生活的第一篇作文是“修水库”,女儿阅后感觉尚可,只是结尾似乎不够好,我立即遵嘱修改了。唯恐记忆有误,又把作文传给当年插队落户的兄弟们过目。果然,我把“洋坳”误成了“羊坳”。
“插友”们对作文的臧否各有不同,有人说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于我而言,写这些作文的初衷,是给自己孩子看的,若能有一点史料的价值,很好,吾愿足矣。
当年一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象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实和现今动辄几亿“农民工”进城相比,几乎不值得一提。再过几十年,我们都已故去,那些琐碎的往事更是烟消云散了。
我辈中,对当年的上山下乡亦有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拨人认为那是“蹉跎岁月”,不堪回首,也不值得回忆。另一批人觉得“青春无悔”,甚而有人在退休以后,带着在城里积攒了几十年的资源和人脉,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和当地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
立平和孩子是这些作文的第一读者。立平更是批改作文的语文老师,她鼓励我把里陂上村生活杂忆的作文归拢在一起,独立印成一本小册子,至少可以让我们当年在永丰县和鹿冈乡的知识青年们共享。
有人说,记忆就像筛子,少量留在筛子里的东西,也不怎么可靠。因此,作文中的舛误,还望当事的有心人指正。
当年的知青,如今已垂垂老矣,我希望印刷时的字体能够大一点,好让我们这一辈老眼昏花的兄弟姐妹们,万一他们有兴趣的话,能够看得清楚些,不用太费眼力。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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