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兰亭论辩”
1965年6月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写了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在《文物》杂志发表，《光明日报》连载。文章提出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并非王羲之所写！此论一出，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展开了一场惊动毛泽东等高层的“兰亭论辩”。
郭沫若的结论石破天惊
“王谢”是指王兴之（王羲之堂弟）和谢鲲（东晋名相谢安的伯父）。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这与同代的《兰亭序》笔迹大有不同。郭沫若据此认为“天下的晋书都必然是隶书”，而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他进一步推论，《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
这个结论可谓石破天惊！对此，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书法家高二适不以为然，写了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与郭争论。高文引证大量文献和法帖资料，针锋相对地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毛泽东拍板展开争论
然而高文写好后，没有哪家报刊敢于刊登。原因在于郭是学术界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更令人望而生畏。高在一筹莫展之时，就把文章寄给中央文史馆馆长、抗战时期重庆诗友章士钊先生。章看后，认为高二适专攻章草，善察笔势，精于鉴赏，故赞同高的观点。遂后把高文推荐给毛泽东“评鉴”，以求“得以公表”。两天后，毛泽东给章士钊回复一信。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希望展开争论的意思。同日，毛给郭发去一信，内云：“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郭沫若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当天就约见《光明日报》总编辑，建议在报纸上组织讨论。当时，临时代管文化工作的陈伯达，看到毛泽东给郭的信后立即做出安排。这样，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的“兰亭论辩”栏目见报。
这篇唱“对台戏”的文章推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学术界和书法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半年内，在《光明日报》《文物》杂志等全国报刊上就发表了数十篇争鸣文章。郭沫若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等文章。另外，张德钧、启功、龙潜、赵万里、于硕（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史树青等也撰文，坚决支持郭沫若的文章，反对高二适的观点。而支持高二适、反对郭沫若观点的也大有人在，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许多著名学者在《文汇报》《学术月刊》上发表了许多支持高先生的文章。
康生在背后推波助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某些细节：当时，郭沫若除了亲自撰写反驳文章外，还通过他人告诉年轻书法工作者启功：“郭老叫你写一篇文章，响应郭老的观点。”启功便写了《“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呈郭沫若审阅后发表。
在这次论辩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起了很大作用。他亲自提供“王谢”墓志出土拓片和有关史料给郭沫若，作为文章立论依据。郭写完文章后，初稿也要送康生审阅。康生曾在给郭的复信中夸奖说：“大作《〈驳议〉的商讨》，已读过多遍，写得很好，文章的风格很高，论据充足，很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初看似乎是‘心平气和’，而实际上是反驳对方最有力的。”还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 在“论辩”的整个过程中，康生不只是向郭通风报信、面授机宜，还亲自组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仅在《光明日报》上，康生组织发表的攻击高二适的文章就有10篇之多。
因为没有实物实证出现，“兰亭论辩”持续半年，相持不下。最后郭沫若说：“还是等以后考古发现吧！”1998年8月，东晋名臣高崧墓葬出土的楷书墓志，以实证资料纠正了郭沫若“晋书都必然是隶书”的说法，这桩历史公案才画上句号。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之前，文物出版社1973年3月编纂《兰亭论辩》一书，收录了有关“兰亭”真伪之争的18篇文章。编者在出版说明中写道：“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但也有文章持相反的看法……应当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
（摘编自 《人民政协报》《书屋》《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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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4 11:2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