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3日，离南京解放只有10天，南京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朱成学、华彬请、李飞，在南京首都监狱里度过282个日日夜夜，经历了秘密逮捕、严刑审讯、法庭辩论、牢狱斗争，终于被释放了。同时被释放的，还有全国监狱里的万余名政治犯。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毛人凤之流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正要举起屠刀的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和一个关键人物有关，他就是著名法学家、国民党时期最后一任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杨兆龙。
经妻妹动员愿为中共出力
朱成学、华彬请、李飞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7月遭国民党特务抓捕。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一直关注着营救工作。市委认为，蒋介石下野，解放大军陈兵长江北岸，李宗仁代总统企图与中共和平谈判，划江而治。在此情况下，解救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政治犯，是存在机会的。
地下党市委的学委负责人之一沙轶因找到了机会。沙轶因住在她姐姐沙溯因和姐夫杨兆龙的家里。杨兆龙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后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意等八国外语，对大陆、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1948年底当上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同时又是中央大学法律系的教授，既是官员，又是学者。他的妻子沙溯因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思想开明。沙轶因认为争取杨兆龙协助营救工作有成功的可能，就将杨兆龙的情况向市委领导汇报。市委指示沙轶因：可以先与姐姐商量，取得她的合作，然后以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杨兆龙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劝说杨为今后出路着想，为释放政治犯出力。
经过沙轶因多次谈心，杨兆龙终于为之所动。一天下午，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派负责策反工作的白沙到杨兆龙家里面谈，希望杨留下为新中国服务，并保证其身家性命之安全，杨终于答应尽量出力。
中共本来只准备营救三人
按照当时宪法的规定，总统有大赦权，但大赦法令需经行政院院长副署。杨兆龙去游说老朋友、对检察署负有监督职责的司法部部长张知本提出释放政治犯，得到了张的支持。在随后的一次行政院会议上，张知本提出正式动议称：“为表示国共和谈诚意，应释放政治犯。”
当时行政院院长是何应钦，另有政务委员朱家骅、吴铁城等，他们对张的动议甚为惊诧，极力反对，有人说“共产党手段狠辣，不可对他们太仁慈，我们应该观察一个时期”。张知本大发脾气，说：“既然这样这个部长我不当了！”遂站起打算拂袖而去。何见状赶忙上前挽留，毕恭毕敬地说：“请张部长不必生气，照办就是。”于是行政院勉强通过了决议，释放全国政治犯，命令司法部执行。张知本委托杨兆龙前去广州请李代总统签署，李未说什么就签了字。
张知本则立即训令最高检察署草拟具体落实的详细办法，通令全国司法机关一律释放政治犯，由检察署承办。杨的亲笔自述说道： “原来中共南京地下党指名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只限于中央大学学生李飞等三人。在当时的制度下，不便这样做，同时考虑到其他非中共党员的政治犯也应当释放，于是就设法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释放。在南京撤销了对‘五·二○’学运中被捕学生的公诉，释放政治犯100余人。根据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的司法长官报告的数字，估计全国释放一万余人。上海高等法院检察署未遵照执行，据当时的首席检察官张某说因受地方法院院长某某的威胁，故不敢释放。我来沪后就托上海市高等法院院长郭云观暗中关照监狱方面妥为保护。”据时任上海地方法院刑庭庭长兼书记长黄光钰说，上海后来释放了300余人。
陈修良连说几句“救命恩人”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杨兆龙遂将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全部档案和印章移交给上海市军管会。从重庆回来的检察署同事、后来到复旦大学任教的顾宣魁告诉杨兆龙，因为他“投共”，蒋介石下发了对他的“通缉令”，不过罪名是“卷印潜逃”。1949年冬，杨兆龙被聘为中央大学（后改为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修良曾亲自到杨兆龙家里，对其释放政治犯的义举当面致谢，连说几句“救命恩人”。
新中国成立后，杨兆龙在“左”的形势下迭遭不幸，1979年不幸离世，1980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2004年，在杨兆龙诞辰百年纪念会上，那些还健在的被释放的老共产党员们聚集苏州，向杨兆龙的遗像再三鞠躬，热泪盈眶。
发表于 2016-9-15 15:1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