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看不到一个个傅雷伏案与远在欧洲的儿子傅聪通信的背影，但从一封封家书中，一定会感受到一位父亲的深情。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人们争相传阅，感佩于傅雷的学识渊博，和对儿子的鼓励教导。而最打动我的，恰恰不在于那些格言式的警句或者艺术鉴赏知识熏陶，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做人”和“大义”两个词的理解。
为父者，愿做儿的镜与影
傅雷从没有简单地把儿子视为儿子。 在上个世纪中叶，普通中国人家中封建父权思想犹存的环境下，他却难得谦卑地自比为孩子生命中的“镜子”和“影子”。
他对傅聪说：“长篇累牍地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地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发出你的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达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为你敲响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势方面，我做父亲的既要随时随地帮助你、保护你，又要不让你对这个影子觉得厌烦。”（1955年5月8日至9日）
他的确在信里不厌其烦。大到谈论米开朗琪罗、约翰·克里斯朵夫、肖邦和中国唐诗宋词石刻绘画的好处，小到进门脱大衣时要脱围巾、不要将双手放在上衣口袋、演奏时不要抖动、结婚后要注意理财等一应琐碎事务，都反反复复叮咛。还常常问傅聪，不要把我当“老冬烘”好吗？不要嫌弃我好吗？ 你很难想象这个字里行间谦卑温柔到俯首的傅雷，和昔日在家对孩子严格管教的傅雷，是同一个父亲。
傅雷脾气之暴、教子之严是在当时文化圈出了名的。幼时的傅聪曾向杨绛诉苦说，“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文友们也记得，去傅家做客，孩子们不被允许旁听，但小兄弟俩还是坐在楼梯侧一边偷听一边笑，傅雷发现后，盛怒到脸色发青，当即呵斥孩子到哭，全然不顾房间里妻子和客人俱在。因为和父亲意见相左，少年时代，傅聪曾经离家出走，而小儿子傅敏也被傅雷硬生生剥夺了学习音乐的权利。
这样的一个严父，是如何和缓下来，变成一个会说“我们历来问你讨家信，就像讨情一般。你该了解你爸爸的脾气，别为了写信的事叫他多受屈辱，好不好”（1955年4月1日）的人呢？时间的变化，或者父子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地理距离的变化，或许都参与促成了这种结果。
晚年傅雷在写给大儿媳弥拉的信中自省：“我教育子女的方式非常严格、非常刻板，甚至很专制，我一直怕宠坏孩子，尤其是聪。我从来不许他选择弹琴作为终生事业，直到他十六岁，我对他的倾向与天分不再怀疑时才准许，而且迟至十八岁，我还时常提醒他的老师对他不要过分称赞……在教育的过程中，我用了上一代的方法及很多其他的方法，犯了无数过错，使我时常后悔莫及，幸而两个孩子都及早脱离了家庭的规范与指导。聪一定告诉过你，他十五岁时一个人在昆明待了两年……”（1961年7月7日）
风筝千里，一线犹在这头
面对已经成年且获得世界乐坛认可的儿子，傅雷的骄傲自豪自不必说。但除了骄傲之外，作为文人的心理深处是复杂的。他渴望自由展翅的儿子能代替自己去飞，他希望儿子能继承和发扬自己一生不曾施展的抱负。
他写给孩子的数百封信，也像是写给自己过去和未来的信，是寄给那个平行世界里，触摸不到的理想化自己的独白。 因此，面对信笺时，那个远在天边的傅聪已经不仅仅是傅雷生物学上的后代，也是他精神的寄托，他的安慰，他的解脱。 傅聪在信中，若偶一回应这种期盼，即会换来傅雷的欢欣。“吃过晚饭，又读了一遍（第三遍）来信……而你那股热情和正义感不知不觉洋溢于字里行间，教我看了安慰、兴奋……有些段落好像是我十几年来和你说的话的回声……你没有辜负园丁！”（1961年6月26日）
“关于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你这个远方游子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1961年2月6日）
真正的“精英教育”
在我看来，傅雷在傅聪远行后，对其最重要的教育滋养，恰恰不在于那些格言式的警句或者艺术鉴赏知识熏陶，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对“做人”和“大义”两个词的理解。
回看《傅雷家书》成书的背景，傅雷当时可谓处于人生最黑暗的阶段，但在字里行间，从未见他为一己得失抱怨叫屈过一次。反而常常宽慰孩子说，物质名利的东西是最无关紧要的。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傅雷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一操守，贯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只要还有机会出门看一次戏、听一次会，他就还总是仗义执言。这个“学不乖”的父亲，在受尽折磨之后，依旧忍不住对不公正和弄虚作假进行批判，其行为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傅雷深信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有公正和真善美的存在。而这一种信念，即便在当下，还有多少人能引以为然呢？
因此，傅雷对傅聪的教育，不是今人所谓的“成功学”意义上的教育，而是真正的一种“精英教育”。因为在傅雷看来，倘若一个人只是获得世俗的名誉权势，而对推动国家社稷文明进步无功，则根本算不上是精英。 这一点，在1961年7月7日，傅雷写给大儿媳弥拉的信中，可一览无余。
在提笔写这封信前，傅雷阅读了弥拉父亲、亲家梅纽因（当代著名小提琴大师）的传记，但信中并未奉上溢美之词，而是直言对梅纽因母亲教子之方的不敢苟同： “她（梅纽因母亲）教儿女从小轻视金钱权势，不向政治与资本家低头，不许他们自满，唯恐师友宠坏他们，这一切当然是对的。她与她丈夫竭力教育子女，而且如此全面，当然也是正确的，可敬可佩的，可是归根结底，她始终没有弄清楚教育的目的，只笼笼统统说要儿女做一个好人，哪怕当鞋匠也不妨，她却并未给‘好人’二字下过定义。 在我看来，她的所谓好人实在是非常狭小的，限于正派的，而从未想到更积极更阔大的天地和理想。假如她心目中有此意念，她必然会鼓励孩子‘培养自己以便对社会对人类有所贡献’……她为儿女是忘我的，是有牺牲精神的，但‘为儿女’实际仍是‘为她自己’……”
每每读到此处，总不禁为这份境界掩卷长叹。而傅雷一生的耿直狷介、气魄胸襟，亦尽在其中了。
永远保持赤子之心
多年以后，傅聪常常对人说，傅雷要求他“先做人，再做艺术家，最后才做钢琴家”。这“做人”两个字说起来人人能懂，但傅雷却是实实在在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他的理解———这不是“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做人”，也不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的乖觉，而是一副赤子心肠。 一如傅雷曾写给傅聪，后来也被用在其墓碑上的那句话一样———“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抱！”（1955年1月26日）
傅聪后来说，自己在国外多年，遇见不少人物，可遗憾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能带他“进入那个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世界”。 其实想来，这个能带傅聪进入“那个世界”的人岂非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上海的斗室之中，那位执灯的老父，如津口的渡夫一般，永恒等待着儿子的到来，等待着带他探索那个真正自由的国度，进入“那个世界”。
《傅雷家书》
傅雷 朱梅馥著
傅敏 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发表于 2016-6-19 10:1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