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6-6-10 09:34 编辑
中共三大后的中央局办公处设于三曾里，指导一系列翻卷风云的革命运动
闸北公兴路与临山路路口，眼前一片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多层住宅小区，很难想象，90多年前这里曾蛰伏着党中央的秘密办公机构。来自弄堂里的号令，指导了一系列翻卷风云的革命运动。
三曾里只是党中央早期在上海艰险斗争中的短暂一站。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站。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除几次短暂迁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前后将近12年。这12年的历程告诉世人：党的“领导中枢”带领着早期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殒身不恤。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精神，照亮了前行的荆棘之路，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半夜里，几个大聊牌经的人走出一条小弄堂，口中还念叨着，似乎麻将打得意犹未尽。
看弄堂口的帮他们打开铁门，对这样的牌友聚会习以为常。没有人意识到，这户住着几家湖南人的“关捐行”（帮人填写外文表格到海关报税）有何不妥。随着几年后这里被日军轰炸，老房子里的秘密更是掩盖在一片废墟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人们寻找当年中共三大后的中央局办公处，才找到了这处位于公兴路与香山路（现临山路上）的遗址纪念地。
当年这个小弄堂离火车站不过几百米，四通八达却又闹中取静。此处正是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办公的地方。关于这次回迁，中共领导人与共产国际均有过争议。彼时三大已作出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在广州可以公开活动，在上海却处于非法地位，然而考虑到斗争形势需要，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说，“我不能想象，中央将如何从广州领导运动，广州与上海、汉口没有铁路交通，通过海路需要走5天时间，建立书面联系也相当困难。”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
“安全固然需要考虑，但比起斗争的有利条件，党的‘中枢’一样会冲在前面靠前指挥，随时做好自我牺牲的准备。”有关党史专家指出，这不仅要有慷慨赴死的勇气，更要有智慧、忍耐和严明的纪律。
要为“中枢”找个隐秘蛰居的地方并不容易。苦工出身的中央执行委员王荷波经过反复勘察，发现公兴路与香山路口有个小弄堂，里面只有三个门牌，原住着三户曾姓人家，俗称“三曾里”。王荷波看中此地隐蔽、对外交通联络方便，就租下了其中一幢两厢房的石库门房屋作为中央局机关秘密办公地点。
1923年7月，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中央局5名成员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
他们当然没有闲心打麻将。住在三曾里的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人每天要阅读《申报》、《新闻报》等十余种中外报纸及杂志，关注全国的政治动向。同时，其他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也都会来此开会、讨论、制定文件、草拟决议，往往工作至深夜。据早期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陈独秀等人常开会的地方是宝山路南边某同志家里（即三曾里），大多夜里开会。以打麻将的名义举行会议，是陈独秀进行地下活动的惯用方式。
罗章龙也曾著文回忆，经常到三曾里的有王荷波、恽代英。陈独秀是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虽然住在渔阳里，但常来此办公，这里还专门为他留了床位，方便留宿。罗章龙有诗记述革命者在此地“静思澄虑直至深夜”的工作热情和豪情万丈的革命理想：“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1923年9月到1924年上半年，“三曾里”成为党中央的决策中枢，从这里发出的中央通告和文件数量多。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当时中央局的一般信件仅署名中央的代号“钟英”，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方能发生效力。此前的中共三大选举毛泽东为秘书。从一份现存的1924年7月21日中共第十五号通告可以看到，这份通告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起草，指出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告诫共产党员既要对国民党右派积极斗争，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
“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期间，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前，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工人、发动工人运动。”在党史专家看来，当时上海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发起工人运动为革命高潮作准备，都与中央在沪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中央明确了“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一时期组织更加健全，党的领导不断加强。
在“关捐行”的掩护下，三曾里这幢普通二楼二底的房子，不仅是中央局办公地，还住着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罗章龙一家共十几口人。他们对外称一家人，向警予是户主，大家合吃大锅饭。
由于人员往来频繁，这群年轻革命者约定了一些纪律：不准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街上游逛等。对自我严加约束的纪律，让这个隐蔽的中央局机关直到搬离也不曾暴露。
三曾里原址已不复存在，但在原闸北区革命史料陈列室，复原了一部分当年的场景。在展厅，不禁可以看到原有房屋结构、精致雕花门头、屋内油画等，还有以等身模型复制的青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书房读书交流的场景，展示了当年革命者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早期中共地下活动有意识地使用“合理”身份，在五洋杂处的上海显得不那么突兀。三曾里如此，此后的各级机关亦是如此。随着斗争形势愈加严峻，尤其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共对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作出规定：党的各级机关都以商店、住家、医院、写字间等形式出现，住留机关和往来机关人员的穿着、语言、活动等，必须符合公开身份的要求。
云南路447号的“福兴布庄”算是绝无仅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设在这里3年多，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这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机关再次回迁上海。就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后面，熊瑾玎找了一座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租下了二楼三个房间，楼下是医院，每天观众、病人来来往往，正好掩护中央领导人在此接头。
机关设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那里举行过很多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陈赓等经常在此秘密办公。据李维汉回忆，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一直到1931年春，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是设在大城市还是设在农村，根本上取决于党领导中国革命中心的转移。”有学者认为，在上海10年间的中共中央，领导全党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积极探索、不懈奋斗、勇于牺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上海，处在秘密状态下的党中央率领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十分艰辛的努力和奋斗，许多人在上海或在奔赴各地的革命运动中付出一切，甚至牺牲生命。
主持中央工作六年之久的陈独秀，曾因开展革命活动、宣传进步思想，先后两次被捕入狱。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在上海就有300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
曾经工作生活在三曾里的蔡和森夫妇，后来也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1928年，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在武汉不幸被捕牺牲。1931年，蔡和森在香港被捕，英勇就义。
从容就义者有之，为信念耗尽心血亦有之。1933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后，一批重要档案文件无法随迁。在上海的共产党员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接受了为党保存中央文库的任务。陈为人花大钱租下单幢房屋存放档案，自己和3个未成年孩子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孩子们饿得哇哇哭；自己生病也没钱医治。保管4年之久，与组织重新联系上后，他把最后一箱文件移交完，就大口大口吐血，不省人事。次年，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一生。
至今，这些掩藏在弄堂里的中央机构遗址遗迹，仍昭示着这份献身精神。为了共产党人的主义和理想，“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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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0 09:3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