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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观察 作者:吴基民 2016-05-2607:00:28
1920年8月初的一个早上，17名身着长衫或穿着西装、年轻的或已经不再年轻的男子鱼贯进入了挂着《新青年》出版社铭牌的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大会……有人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比作中国共产党的“胚胎”，或者“产房”。其实它更像是在漫漫长夜里升起的一道璀璨霞光。围绕着它成立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故事，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很快就要到来。
1920年5月1日，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刊出了“劳动者纪念号”，这是陈独秀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
1920年2月19日，农历除夕，一艘由天津起航的客轮徐徐抵达了上海。天气很冷，寒风夹着雪珠，陈独秀从船上下来连连打着寒战，连日的疲惫加上着凉，他感冒了。一下船就由他的学生许德珩和张国焘安排，住进了惠中旅社。
坐落在汉口路上的惠中旅社是上海滩颇为高档的旅社，但陈独秀感冒缠身、孤身一人还是颇感不便，于是过了年陈独秀便被他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接去，住进了他主办的亚东图书馆，4月初又搬到了他的同乡原安徽督军柏文蔚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现南昌路100弄2号）的私宅。
这是一座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独门独户，一客厅一厢房，上下二层。环龙路地处法租界，与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仅一步之遥；与霞飞路（今淮海路）也不过几分钟的路程，闹中取静，既安全又舒适。但近百年过去了，老渔阳里的这两排住宅已经衰微破败，只有2号那色泽暗淡的水泥砂浆外墙上挂着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铭牌，似乎还在提醒着人们：这里住着一位中共建党史上绕不开的伟人。也是在这里，发生过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独特光亮的故事！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是由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陈独秀一到上海，虽身患感冒，仍对报界发表了谈话。他说“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20世纪政治眼光观之……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是太息者也”。（《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这表明，他的目光与精力，已由学生界、知识界，开始转向工人阶级；由北京转向上海。
陈独秀身在上海，裘弊金尽，没有职业，生活清苦，靠写文章、编刊物、到处演讲为业。他花了很长时间深入工人之中，与各色人等控制的工会打交道，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团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必须“另外自己组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4月2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4月18日，他参加由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等组织的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发表“劳工旨要”的演说。同时在这次筹备会上，被推荐为顾问及中华工业协会的教育主席，自愿出任工人的义务教授。
“五一”劳动节到了，上海5000多工人在西门体育场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一时红旗招展，欢声震天。人越聚越多，西门体育场容纳不下了，大会组织者不得不一次次地变更场地，最后定在了老靶子场。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陈独秀作了演讲。最后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次提出了8小时工作在内的“三八制”要求；发出了“抗议军阀压迫”、“劳工万岁”的呼声。
也是在这一年的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六号定为“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原来每期130页至200页猛增到400页，广泛而又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教育、帮会、结社等各方面的生存状况。蔡和森认为：这是陈独秀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导致了《新青年》的停刊：陈独秀提出，这一期刊物虽然有400页，但是专门为下层无产者写作发行的，不应该加价。但《新青年》杂志的出版方群益书社老板陈子沛陈子寿两兄弟认为，这一期页数太多，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费就贵了许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一定要加价。这样双方就闹翻了。
被誉为工人喉舌的《劳动界》
于是陈独秀决定酝酿成立“新青年社”自办发行。4个多月后，《新青年》杂志复刊，但它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1920年代的上海星汉灿烂：毛泽东、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李汉俊，有的稍纵即逝，如流星一般陨落；有的高挂夜空，永远闪烁迷人夺目的光亮
1920年代，当时身居北京的鲁迅先生感慨道：“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年至1922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古战场的情景”。
而上海恰恰相反。除了1920年从北京迁回上海的《新青年》外，邵力子主编的《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等，已经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学说的探索与宣传，一群最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聚集
《星期评论》编辑李汉俊
1919年，年仅21岁的施存统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因《浙江新潮》向他约稿，写了《非孝》一文。行文很简单：施存统从小就受祖母养育，因而他深深爱着自己的祖母。由于家境贫寒，祖母终日操劳，还要受到祖父的打骂虐待，45岁就去世了。施存统写道：“中国历来主张孝道，百善孝为先。我要为祖母尽孝，就要反对虐待祖母的祖父；而我同样要为祖父尽孝，又不能反对他。因此一味尽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间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文章洋洋洒洒，充盈着对封建传统的反叛精神。此文一出，舆论哗然，施存统被视为“孔夫子的叛徒”，被开除出校。刊登此文的《浙江新潮》遭当局查封。于是施存统与《浙江新潮》的主编、年仅20岁的俞秀松，一起离开浙江去北京参加了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活动破产后，又一起来到上海。
陈望道也是因受《非孝》的风波影响而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退出的。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他家境贫寒，父母含辛茹苦供他上学，之后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国后在浙江一师当国文教员，有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一师风潮”后当局一定要开除校长经亨颐，陈望道决心与校长同进退，便自动离职到上海找到了戴季陶。
戴季陶和邵力子希望他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陈望道欣然应诺。陈望道带着厚厚的一叠书与朋友们的殷殷期望，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义乌分水塘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点亮一盏小油灯，夜以继日地工作了起来。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办了“外国语学社”
1920年5月末陈望道带着翻译好的《共产党宣言》文稿来到上海。按照原定的计划该书是准备在戴季陶主编的《星期评论》里连载的。但《星期评论》在6月底被当局查封了。陈独秀决定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即“新青年社”出单行本。这本书竖版直排，用5号铅字，全书共56页，原本是水红色的封面，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半身坐像的照片，上面写着：共产党宣言，马格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上面还印着一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社小丛书第一辑”。但是非常可惜，水红色封面版的封面将“共产党宣言”误排成“共党产宣言”。定价为“大洋一角”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正式出版，第一版1000本很快售尽，9月重印1000本，旋即售罄。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界上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后来在对斯诺的谈话中深情回忆：“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
毛泽东是1920年5月抵达上海的。1919年末他在湖南领导了驱张运动，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与社会各界的支持，大获成功。他到北京拜访了李大钊、胡适等，然后来到了上海，住在哈同花园旁哈同路民厚里29号（现安义路63号）一个石库门房子里。
5月9日，毛泽东赶到黄浦江畔的码头送别了又一批赴法国留学的6位新民学会的朋友，以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与陈独秀多次相见。
在老渔阳里2号，毛泽东与陈独秀促膝长谈，以后毛泽东对斯诺曾回忆过这些长谈：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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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26 09:3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