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4 来源:上海党史 作者:淮海商报
洪深在上海的最后牵挂(1)
1955年6月,著名戏剧家洪深从北京来到上海。此番抵沪,是洪深最后一次上海之行。他的目的很明确:向长期生活过、工作过的上海告别。
此前几个月,时任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的洪深正在波兰访问,突然接到通知,请他立即回国。原来,洪深因身体不适去当地医院就诊,被查出已患癌症。医生虽未将实情相告,但洪深却有一种不祥预感。回国途经莫斯科,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请他吃饭,洪深依然谈笑风生:“我胃口这么好,身体不会有大问题。”回到北京,他始终未向家人谈过病情,却做了不少刻意安排。4月,洪深主动要求与同庚属马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三马同台”,演出京剧《审头刺汤》。演出结束,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洪深多次返场,久久谢幕。已知洪深病情的戏剧家阳翰笙目睹这一幕,深感这是洪深在向深爱的朋友们告别,向戏剧艺术告别,向舞台告别……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阳翰笙《怀念洪深同志》)
1955年4月,洪深与梅兰芳(前右)、周信芳(后右)和田汉(后左)合影。当月,洪深与梅、周两位京剧大师同台演戏,获得满堂喝彩。
到上海后,洪深独自登门探望了曾与他合作过的女作家赵清阁。洪深告诉她,此次南来,除了看望老朋友外,还要走访两个地方:一是江湾的复旦大学;二是西藏路的东方饭店,要在那里“开个房间”。没等洪深讲完,赵清阁就笑他“老皇历”未翻页:“东方饭店早改作工人文化宫了。”洪深却认真地说,上海市文化局已答应他,腾出房间给他“住一晚”,让他“回忆回忆旧日往事”。(赵清阁《忘年之交的良师益友》)
1922年留美归国后,洪深长期在复旦大学任教或兼职;他领导的复旦剧社,曾是中国戏剧运动的堡垒之一。解放后,洪深曾提出回复旦教书,但周恩来总理要他留在北京,主持对外文化交流,他义无反顾。如今,洪深自知来日无多,特地要走访复旦大学,满含深情与悲壮。
那么,洪深为什么还要去东方饭店呢?
“开房间”招待友人
东方饭店,即今西藏中路120号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的前身。东方饭店竣工于1930年初,大楼占地面积2591平方米,建筑面积12240平方米,由外籍设计师乌鲁恩设计,华商久记营造厂承建。饭店创办者陈杏春、徐孟园、严蓉卿和沈永康等人,都是沪上旅馆业界的佼佼者。早在1923年,陈杏春、徐孟园等就在汉口路666号创办了东方旅社(被称为“老东方”,后建的东方饭店则被称作“新东方”)。东方饭店是东方旅社的“升级版”,装饰精美,设备先进,主楼的爱奥尼克式大理石柱,极具古希腊风格。因地处西藏路、北海路和广东路之间,跑马厅(今人民广场)对面,地段优越,东方饭店很快成为这一带又一家高档西式旅馆。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常把东方饭店与东方旅社混为一谈。1931年1月,“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和冯铿等在东方旅社被捕,不久英勇就义。曾与他们共事过的作家夏衍,在谈到“五烈士事件”时特别强调:“东方旅社是一家中小型的西式旅馆,坐落在汉口路六六六号(这和以后扩建的东方饭店不同)……”(夏衍《懒寻旧梦录》)
洪深是旅馆常客,经常去各类旅馆“开房间”。他1935年在《良友画报》上写过《大饭店》一文,对此专门做了解释:“上海的地价高,一般人所住的房子都很小,并且有几个人家合住一宅的。所以在上海,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在家里宴客;普通人的宴乐饮博,总是到菜馆和到旅馆里去‘开房间’的……一个每月只赚五十块钱的人,在‘开房间’的一天,他可以生活得像赚五百块钱一样。”查洪深留美抵沪后,先后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民厚北里、蒲石路(今长乐路)蒲石里等处居住,住房都不宽敞。洪深为人豪爽,遇友人来,他就会到旅馆“开房间”招待。例如,1923年9月,洪深的清华同学吴宓到沪,洪深就招待他住进了一品香旅社。“一品香”在1918年左右从福州路迁至西藏路,在东方饭店开业前,它是西藏路上数一数二的高档旅馆。据吴宓当年记载,“因洪深君……汇来路费,约往上海,由其招待,住一品香旅社数日。每晚集议,为筹办电影事。与洪君及其友应云卫等,六七人。集议。”(《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
洪深转移到东方饭店“开房间”,是在1930年“新东方”开张以后。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时,洪深陆陆续续在这里租住———短则几天,长则几周乃至数月,东方饭店一度成为他的临时寓所。据作家于伶回忆,洪深常订的客房,是“四楼北部的那间狭小的房间”。(于伶《悼念敬爱的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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