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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0 来源：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张 敏
冤案终得平反始末（1）
1938 年，潘汉年在延安。右起：陈云、潘汉年、滕代远、李富春、项英 在乱世中身负理想大义的志士青年，殚精竭虑，竭尽所能，奋不顾身，是那个激变年代的“火种”，点燃着整个中国社会之火，让革命熊熊燃烧。
潘汉年就是这样一位“纵火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早年，他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战线上的重要领导人。从1931年起，他服从革命需要投入到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中，20多年的情报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主管政法工作。但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内部肃反运动中被打成了“内奸”、“特务”、“反革命”，被投入监狱，二十二年之后，含冤离开人世。之所以有如此曲折人生轨迹，与他在隐蔽战线工作需要和很多人发生联系有直接关系。
一、卿本佳人：与多位重要人物建立关系的潘汉年
1.潘汉年与汪精卫
经查实，早在1927年潘汉年还未从事地下工作时，就曾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发表过《汪先生悔不当初》一文，对这个反共魁首做过无情批判。可见，他对汪精卫是反对的，和他接触肯定是工作的需要，但这已经为其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1943年3月，潘汉年离开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塘，赴沪是为了“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1]。隐蔽战线承担的是特殊使命，本身就是“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汉年在敌占区上海、南京等地开展工作，除了自身组织系统的秘密关系，更重要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内部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环境以合法方式从事“非法活动”，将敌人的资源为我所用。仅凭与汪见面就认定潘“投靠日、汪”显得牵强。
那么，一向精明能干且身为中央情报工作领导人的潘汉年为什么没有及时将与汪会面的情况报告中央呢？主观上，“至于与会见汪精卫一事，潘自认为此事并未损害党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工作问题，无关大局”。[2]客观上，与当时党内复杂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由于当时整风运动正值干部审查阶段，饶漱石利用整风反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把问题复杂化了，也对陈毅不利；二是他怕饶漱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务，成为第二个‘扬帆’。作为1925年入党的革命者，他目睹过党在‘左’的路线下的种种悲剧，他内心斗争过，痛苦过——他不是不想讲，而是有顾虑，又由于一直滞留淮南，致使潘汉年未能及时向党中央汇报此事”。[3]
1945年初，潘汉年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在此之前，重庆国民党当局已获知汪精卫在南京秘见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大肆利用、蓄意夸大、混淆事实攻击中共中央。党中央出于对潘汉年的信任和对敌特分化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反感（“伍豪事件”为例），几次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报界郑重辟谣。在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潘汉年本有意说明，但因耽误一年时间惶恐不安，话到嘴边留一半，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
2.潘汉年与张冲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内老资格的谈判专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变”后就出色完成了与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的谈判。其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周密的办事风格深得周恩来赏识。1936年1月，在完成了莫斯科工作后，就奉命回国与国民党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联络两党谈判合作抗日的问题。
当时，曾经一手炮制过“伍豪脱党事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深得CC派首领二陈器重，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两人的正式交往由此展开。在历时一年的谈判中，两人朝夕相处，纵横捭阖，虽隶属不同党派，但却是很有分寸地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加之张冲本人抱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对国共合作始终不遗余力，积极奔走。因此，潘汉年和周恩来都对其从不同程度做过统战工作，也收到了效果。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潘汉年通过张冲的穿针引线，以中国共产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分别会见了宋子文和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表明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两党合作抗日的基本条件，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也证明，正是因为争取到张冲这个朋友，后续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及时帮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张冲曾亲自出面保护过周恩来的安全。另外，1939年时潘汉年从延安去香港交通受阻也是通过张冲完成了香港情报部署。
参考文献：
[1][2]王伟：《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之谜》，党史文苑（纪实版），2005（08）。
[3][7]尹骐：《潘汉年冤案的形成与平反》，炎黄春秋，199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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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5 13:4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