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20 来源:上海党史 作者:《炎黄春秋》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中央的事情我也并不完全清楚,特别是那个长征中间。我在延安当然是住得久,那时我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作为北方局书记,后来整风时又让我当党组书记,所以政治局会议我都参加。我以为在保安时候,闻天同毛主席关系还是不错的。后来我就到前方去了。我1939年回一次延安,那时我就感觉得到不那么对头了。1940年我回到延安,闻天当时就只管宣传,别的事他一般都不管。我看他那时很苦闷,我去看他时,见他成天在剪报,他是很注意收集材料的。反正闻天那里我到了延安是经常去串门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你又不管,你又管不了事,你还把着这个位子不让出来。(笔者按:张闻天1943年在《反省笔记》中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就已经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总书记让出来,是毛泽东当时不同意提出这个问题;《笔记》又申明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闻天跟他去谈过一次,这是闻天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我统统交给你,我不管了,一切听你的。毛主席当然欣然接受了。他就是要把权都抓到他手里。
可以肯定,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洛甫的情绪就很坏,自己就走了,走了这个事情不是就更好了嘛!你毛主席一个人拿主意去,我离开了。这个时候洛甫是不是也有点觉得我是一个党的负责人,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从洛甫这一方面来想有点觉得你毛泽东不尊重我。
“二十八个半”问题与“抢救运动”
闻天对王明的印象一直是不好的,这我知道。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时他对王明的印象就不好。所以你要说他佩服王明,那是根本不会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完全是陈伯达他们搞出来的。在延安讲“二十八个半”的时候,他们把博古、洛甫都算上。我就说如果要算,这些人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反中共代表团斗争”时我在支部局,我就算一个反的。博古那时还在,不过他已经不在学校,那时他在中国问题研究院。洛甫那时已经到了红色教授学院。他除了礼拜六来一来学校以外,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来。他当时既不是支部局的,又不是学校学生。所以那个事同他没有关系。抢救运动任弼时同志木赞成,是我听弼时当面跟我讲的,他说这样搞不行。不过那时弼时有些正确主张毛主席也拒绝。康生那个家伙坏透了,记得斗柯庆施那一天要我们中直学委会布置,我就提出有什么证据说他是特务?没有!就要开会轰,我就不赞成,我一个,邓发一个,李富春一个都不赞成。就去找康生,他是学委会(副)主任,对他说,这个不行,斗了下不了台怎么办?康生那个时候态度糟糕得很,就说书记处决定了的,你们照着执行。我们就去找弼时,弼时说“我也不赞成”,但表示他也无能为力。结果斗争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七八点钟都下不了台。几乎所有的人都组织起来攻这个柯庆施,其实一点证据都没有,就是说什么看到你在街上戴个黑眼镜呵,又是怎么怎么样啦,搞逼供信。后来主席在一次会上就问到,你们开那么长的会干什么?康生你知道吗?康生却说,是他们要开这个会,我就没有要他们开。你看他又这样子说话。
在延安这一段或者说在延安后期毛对洛甫看法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注意到他在遵义会议是拥护他的路线主张的。我觉得他对洛甫有成见。比如洛甫为什么到晋西北去考查?那就是毛主席说了很多挖苦的话,什么“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实际一点不懂,没有调查研究,等等。实际上是指的洛甫,我们都听得出来。
记得有个叫韩进的在延安审查时把他整得很苦。其实这个人是我过去在上海时,他被敌人抓去枪毙,但没有被打死。脑袋受了伤没有死就躺下装死。晚上一个卖豆浆的老头看他还有气救了他。以后伤稍微养好了一点就跑到租界上找到我,我还给了他几十块钱。延安整他时怀疑他是托派,还说他是日本人,实际都是康生那个“推比法”推出来的,因此就被关过,当时举证就说韩进是已经被敌人枪毙了的。实际上康生那个时候想搞老干部。中直机关就有十几个老干部上了名单要准备抓起来的,房子都准备好了,这我是知道的。就是因为柯庆施这一关没有能攻下来,就觉得没有把握,康生就赶紧收场。如果柯庆施那个时候乱扯一下,那就不得了啦。那个时候还私设公堂,实际上就等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不过范围很小。
党校还搞出一个什么“红旗党”,这也是康生搞的,他在杨家岭做大报告,说什么河南呵、湖北呵都是“红旗党”.反正周总理管的这些省委都成了“红旗党”.(刘英插话:党校有个特别支部专门管这些人的。)这时候就是真的这样整了的嘛!那时连钱瑛这样的干部也整得很厉害呵,因为钱瑛是在南方局管组织工作的。周总理那时也苦闷得很呵。(刘英插话:他不好讲话呵。)六届六中全会前,王明在外面曾经写了个《三月政治局会议总结》,毛主席认为它是个纲领,非常恼火的。这个事情那时就责备到了周总理身上,所以审干后期康生搞的那个“红旗党”出来,周总理是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实际上是整周总理。
我那时住在山上,我吃饭都要走他门口过,吃饭之前都要到他那里去看一看,我看他那时情绪很不好。但是那时没有总理也不行呵,国民党的这一套也只有总理能对付呵。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总理。整风后期还有人正式向毛主席提出说,教条主义批判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转向批判经验主义。毛主席不赞成。所以毛主席这个人,他全部是在矛盾中活下来的。但是基本的是要保存他这个权,所以历史上谁反对了他,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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