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林彪提出要“大升一批,大罢一批”,原本“一枝独秀”的军队亦未能幸免。一时间,各大军区告急的电话打向叶剑英、林彪乃至周恩来处。各大军区司令员中,一些人受到毛泽东的特别保护,一些人则受到猛烈冲击……
北京军区
杨勇抓造反派惊动毛泽东
1967年1月初,当上海刮起“一月风暴”时,林彪面示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烧掉廖汉生”。1967年1月8日上午,军区政委廖汉生在常委会议室被造反派叫出并关押起来。
接下来,一个名为“燎原战斗队”的组织冲击北京军区司令部大楼,扬言要查抄“华北党”。杨勇二话没说,命令军区警卫营将这伙人“请”进了地下室。不料此事竟惊动了毛泽东。刚处理完这伙人,杨勇就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毛泽东问清原委后说:“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是应该支持的,不要抓人。”指示马上放人。
1967年1月21日,杨勇被带走隔离,2月被免职。杨勇先是被隔离审查,继而被作为“三反分子”辗转转移到北京军区的邯郸裴堡农场劳动。
南京军区
陶勇冤死后脸被打叉
1955年4月,南京军区一成立,许世友就担任司令员。
“文革”开始后,南京造反派发起了“打许联络站”,策动10万人的“批许大会”,并准备长途奔袭将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捉回南京。许世友闻讯,怒火冲天地吼道:如果有人来揪,我就开枪。在北京的周恩来发出警告:不许揪许世友,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内赶到南京去。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许揪许司令,许并没有反对过我。
许世友的两位爱将,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则没那么幸运。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暴打,差点被扔进长江,幸亏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否则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比聂凤智更惨,1967年1月21日,陶勇被发现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之后他的遗体被“造反派”涂满墨汁,脸上打叉,被拍下照片四处展览。
昆明军区
周恩来派飞机接走秦基伟
1957年8月,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秦基伟出任昆明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被造反派追得四处躲避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在极度愤怒中气绝身亡。秦基伟也受到冲击,被打成“贺龙的黑干将”遭到批斗,并不得不藏身于昆明市郊干海子炮四师驻地。鉴于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2月12日,周恩来派飞机接秦基伟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躲避冲击风头。
此外,沈阳军区出现“炮轰延安里(军区党委办公地点)、火烧陈锡联(军区司令员)”的大字报,军区副司令员唐子安等也惨遭揪斗;武汉街头贴出了“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标语,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都被打倒。
大军区司令员“涉险”过关
林彪事件后,全军上下开展了整顿,以肃清林彪的影响。也是在这次整顿中,毛泽东说过“几位军区司令或多或少有点问题”。嗅出一些气味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借此,对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李德生、王必成等军区司令员“兴师问罪”。他们对曾给林彪写过信的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和率总政一班人受到林彪“召见”的李德生,以所谓“上林彪贼船”为名,无限上纲。“四人帮”还怂恿昆明军区一些人向中央告状,诬陷王必成“自觉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积极地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表态,对大军区司令员“敲打”但不“深究”。各大军区司令员最终涉险过关。
(摘编自《党史博览》《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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