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7日来源:新民晚报作者:孙佳音
黄宗汉、黄宗英、黄宗江和黄宗洛兄妹四人(2002年)
◆孙佳音
“上海颁给我终身成就奖,我很高兴。”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颁奖,虽然因为身体原因,94岁的黄宗英没能去现场,儿子赵佐替母亲领了奖,并代表她读了获奖感言,“此时此刻,我要对巴老、佐临和所有的师长们说:学生没有让你们失望,小妹做到了!我要感谢上海的观众和读者,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厚爱;我要感谢党,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教导;我要感谢这片土地,感谢人民,对我将近一个世纪的抚养;我鞠躬。”
往事如梭,深情一片。
1 十六出道,佐临勉励
九岁丧父,初中毕业以后,黄宗英便开始考虑辍学养家为哥哥弟弟缴学费,她自学打字、英文、临帖,想试着找个写字间的工作。哥哥黄宗江先到了上海演戏,唤她来,1941年她懵懵懂懂地便来了。在桃源村的一间小小的亭子间,16岁的黄宗英看到了一大摞《剧场艺术》杂志和各种剧本,也还是懵懵懂懂的。
到上海的第二天,哥哥就带她去了卡尔登剧院(今长江剧场),“那天剧院正在演《蜕变》,曹禺编剧,黄佐临导演。”那一晚,舞台上下的爱国热情彼此融成一片,热烈、犀利、慷慨、沉痛……那一晚,演员们多次谢幕,观众迟迟不肯走,这都让年轻的黄宗英觉得,自己将要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隔日,黄佐临便安排这个高高的“小妹”做了舞台替补。从八九月间,到“双十节”左右第一次上台,左右不过月余。78年过去,黄宗英还记得那一晚。“糟糕,脚灯的光怎么这么亮,我什么也看不见,台上的人都站在哪儿?”当还没有弄清楚是谁说到哪句话她该上场,便被舞台监督后背一拍给推了出去。被舞台吓傻了的黄宗英,赶忙把自己的台词一阵阵往外抛,最后提前大哭大闹起来,被人拖下场来。戏散了,黄佐临来到化妆间,惊魂不定的小女孩抬头看一眼,又低下头,觉得自己闯了大祸,没想到听到先生一字一字地说,“小妹,明天还你上。”十六岁的女演员,就这样出道了。黄宗英说:“这定了我的终身”。
2 尤其记得,师长教诲
很快,她主演的话剧《甜姐儿》便风靡一时,引得上海滩富家太太小姐争相模仿她在影片中的装束,还有带着自家裁缝去看戏的,要做戏中她大红呢上衣和白帆布马裤的同款造型。但也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剧团解散了。黄宗英和哥哥就要没地方栖身,山河沦亡的日子,黄佐临、丹妮夫妇邀请他们住进了卫乐园。很多事悄然消散在时光里,但黄宗英始终都记得,那年哥哥宗江和石挥住在客厅,她时常在小后窗下用功地读书;记得黄佐临夫妇按照石挥一顿吃六碗饭的米钱折算出每人每月八块钱的饭钱,好让他们安心在黄家吃饭,“那些钱其实都欠着也没有给”;还记得黄佐临说过,“有时应当什么都不干,就什么都不干;可以小做,就小做;应该大干,当然大干。”黄宗英说,很遗憾真正追随黄佐临先生的只有卫乐园的那半年,“但思想的启蒙往往在一瞬间”。或许,这才定了她的终身。
好多年前,黄佐临还健在的时候,到卫乐园做完客,黄宗英会就近去巴金家。在他们面前,哪怕已经六七十岁,满头白发,黄宗英也还是个可以扮鬼脸的小女孩。她说,他们都是天地间的正气,只要能看他们一眼,自己心里也会扶正祛邪念的。即便他们都走了,她还是说,在她心里,“他们永远都是天真的。”
3 因戏结缘,天下都乐
1946年初涉银幕,黄宗英演了沈浮导演的《追》,在里面演一个买办家庭的大小姐,同情并掩护表哥去参加革命,由此被昆仑厂的导演陈鲤庭和赵丹相中,1947年初夏她从北京来到上海,参演了《幸福狂想曲》。“影片中我们是情人,可是我有点怕他。”不曾想,这个叫她有点怕的男人,这个已经演过十多年话剧、电影,蹲过五年大牢的男人,在电影扫尾工作时候,忽然孩子气地对她说,“我不能离开你,你应该是我的妻子。”很快,黄宗英跟第二任丈夫程述尧离婚,嫁给了赵丹,“他一生坎坷,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为他分忧。”但问黄宗英,觉得这一辈子苦不苦,她坚定地回答我说:“不苦,一点也不苦。”
是的,不苦。她说,“赵丹一演戏,就把我也忘了,我就最喜欢他把我也忘了的神情。”她说,阿丹出狱后画了一幅千峰万壑锁不住的瀑布清泉,题诗“活泼泼地出山来”,任凭千难万阻,还是出来了。黄宗英说,“他是在知心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落下生命之幕的”,人去艺存,是艺人之幸。
是的,不苦。风雨同舟33年,赵丹去世后,黄宗英离开上海前往深圳,创办了都乐文化公司。就这样,黄宗英成了文化创业最初“吃螃蟹”的人之一。她还成立了深圳第一个独立书店“都乐书屋”,其中“都乐”二字来自于赵丹的遗言:“愿天下都乐”。
4 阅读写作,陪伴终身
10月16日的颁奖典礼上,隔着大屏幕黄宗英谦虚地说,“我其实只有初中文化,但我喜欢写写弄弄,所以成为了多面手。”其实,她带着表演艺术家的灵动才情,从事写作超过50年。1965年起,黄宗英便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职创作,她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报告文学,更用人生的热忱来写报告文学。黄宗英著有报告文学《特别姑娘》《小丫扛大旗》《天空没有云》《没有一片树叶》,散文集《星》《桔》《半山半水半书窗》《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等,还将《小木屋》摄制成电视片。
她的文字是天马行空的,也是落在实处的。黄宗英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她的《大雁情》呼吁给一个饱受不公平待遇的植物学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给他平反。为了帮助研究高山植物生态的女科学家徐凤翔实现在西藏建立一个观察站的梦想,黄宗英筹措经费,带着团队三进西藏,助她圆梦:第一次进藏,她写出了报告文学《小木屋》;第二次进藏考察,她跟踪拍摄了纪录片《小木屋》;第三次进藏,是在黄宗英与第四任丈夫冯亦代结婚之后,年近七旬的黄宗英和科学家考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因严重高原反应昏迷了两天两夜。大家都劝她不要去,但执拗的黄宗英还是不顾一切地进藏。那一次,等冯亦代再见到黄宗英时,她已经在林芝解放军115医院昏迷了两天两夜,醒来时签自己的名字,“黄”字都少了两只脚。哪怕回到北京,脸上手上都还泛出蓝色来,“甚至原来那双十分明亮的双眼也变得灰暗可怜,神情不然”。所幸,明亮的眼神很快又回来了。所幸,当我们再问黄宗英,那么危险,那么艰苦,后不后悔,遗不遗憾,她带着干净、温暖而又明亮的眼神,认真地回答说:“这辈子,从来没有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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