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6月28日 12:59:18来源：凤凰网作者：党史网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伟大转折之后, 党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是在两年徘徊期间初步拨乱反正的基础上, 继续进行全面系统的拨乱反正, 以巩固三中全会的成果, 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1.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拨乱反正首先要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能否实现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的关键。对这一点, 人们早就有强烈的要求, 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对此作了极大的努力, 已经在排除“两个凡是”的干扰的困难情况下进行了大量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平反工作规模之大超过了党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之前,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不仅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而且还纠正了一批“文革”前乃至建国前党内的冤假错案。
第一, 为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平反。特别是为刘少奇平反, 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第二, 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或遭受诬陷的中央一些部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宣部、文化部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等部门平反。第三, 对各地发生的事件、冤案进行复查平反。第四, 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判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改判或平反。第五, 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打击、诬陷和迫害的党外人士平反和恢复名誉。第六, 根据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方针, 中共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冤假错案也进行了清理、纠正, 并先后作出平反的决定。
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 各级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不断排除干扰, 克服“左”的阻力, 并对有关人员采取组织措施, 推动这一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组织部还多次发布有关文件, 对这项重要的工作进行指导和督促。平反冤假错案取得这样大的进展, 又是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结果, 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结果, 是开辟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要求。
2.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
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是为了总结理论宣传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 研究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也是为了解决在粉碎江青集团后, 在理论上出现的“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的争论和1978年出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出现的分歧。 在中央常委的支持下,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从1月18日开始至4月3日结束 (中间休会一段时间) 。会议由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参加会议的有170人左右, 包括了中央宣传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理论宣传方面的有关人士。1月18日, 胡耀邦作《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讲话。引言讲了三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 (1) 粉碎江青集团后理论思想领域的形势; (2) 伟大的转变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 (3) 完成任务的必备条件。会议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风, 坚持摆事实、讲道理, 畅所欲言, 实行“三不主义” (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 讨论了共和国成立30年来党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以及党的建设、国际问题一系列重大问题等。这些问题主要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路线的问题;关于党的建设中的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关于民主与法制以及个人专断问题;关于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问题;关于经济理论问题;关于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问题;关于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问题;关于理论工作经验教训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关于经济体制问题、开放问题等。这是会议值得肯定的方面。
但会议上也有不协调的声音。一方面有人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 是复辟倒退, 指责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闹会”;另一方面, 又有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 攻击毛泽东思想, 进而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
针对以上党内外的情况, 中共中央予以高度重视。为了防止把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引入歧途, 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 为了正确地继续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保证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达到预期的目的, 受中共中央委托, 邓小平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是继《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后的又一纲领性文献。
这篇文献, 不仅高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旗帜, 深刻阐明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鲜明地指出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而且强调搞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基本特点出发, 要求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 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 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至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路线开始形成。
3.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
党的中央全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推倒了“两个凡是”, 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这并不等于思想路线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 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 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 也可以说, 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12] (P14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扫除开辟新道路的障碍, 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考虑, 从国内国际的政治大局考虑, 从加快中国发展的迫切要求考虑, 还是要进一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这是一次更大的规模的、普及到各个行业、各个单位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 胡耀邦积极领导了这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最早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是军队。从1979年5月开始, 各地负责同志纷纷发表讲话, 分析形势, 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 仍然是解放思想。
邓小平再次以其战略远见, 对这场讨论的补课给予积极的支持。1979年7月29日, 邓小平接见了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 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 就大的方面来说, 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 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 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 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 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 海军现在考虑补课, 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 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不解放思想, 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 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是邓小平公开支持这次补课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 邓小平还讲到一个重要问题, “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我们见不了马克思。”[12] (P193)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中正式提出:“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 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 从领导机关到基层, 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 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尤其是主要负责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 旗帜鲜明。领导的责任就在于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引导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上来。”[13] (P239) 这个讲话是中央全会通过的, 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讲的, 因此, 这是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补课所作的正式部署。
1979年5月后开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 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普及教育。这次普及教育的展开, 无论其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1978年。这次补课在1979年秋冬形成高潮, 到1980年又继续进行,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基本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结束。
4.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9年 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由于这次全会主要是讨论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 研究和总结只能是初步的。与会者提出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中共党史, 并作一个历史决议。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 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起草工作。文件起草小组以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起草班子为基础, 由胡乔木等负责。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1980年3月起草小组把决议提纲报给中央负责同志审阅。邓小平对《决议》的整个工作给予极大关注, 在繁忙的工作中, 投入相当大的精力来抓这项工作。3月19日上午, 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认为提纲“铺得太宽了”, 他认为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 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 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 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 以达到“一心一意搞四化,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 起草小组对提纲进行了修改。随后分别在1980年6月、10月写成《决议》的第一稿和第二稿。10月将第二稿交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 (加上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参加讨论, 应是5600人参加了讨论) 。1981年3月, 把修改后的稿子交50多位党内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稿子经再次修改后, 5月交70多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0天) 。又经修改, 6月交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 (7天) 讨论。这期间还通过座谈会征求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决议》稿的意见。通过集思广益, 集体修改, 可以说集中了全党的智慧, 终于把多数同志的意见集中统一起来。历时一年零八个月的起草工作结束。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件。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 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 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 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从而分清了是非, 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各种不正确认识, 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为维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决议》的通过,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胡耀邦对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 倾注了大量心血。决议的通过,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5.十一届六中全会与党的十二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历史决议, 它的重要还体现在会议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完成了组织上的重大调整。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重大调整, 既是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进一步深入的结果, 又对保证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 对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 开辟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还将对思想解放的继续推进起到重大作用。
1982年9月1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这是对中国新时期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一次会议。胡耀邦代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大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二大正式宣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 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 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 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未完待续）
|
发表于 2019-10-1 17:4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