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6月28日 12:59:18来源：凤凰网作者：党史网
1.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拨乱反正
中央党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摧残,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胡耀邦来时, 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 但当时国内政局仍不明朗,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没有恢复工作。1977年3月陈云等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恢复邓小平工作的提议也被否定。中央党校内也是困难重重, 帮派势力还有市场, 长时期形成的冤假错案成堆, 党校设施也遭到破坏。工作千头万绪。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 需要战略远见和政治勇气, 更需要政治智慧。胡耀邦忠诚党的事业, 不畏艰难, 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决策, 坚决依靠群众, 深入调查研究, 采取整风会议等有效形势, 果断地在中央党校停止了继续“批邓”运动, 把重点放在复校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全校集中精力揭批“四人帮”, 处理校内冤假错案, 推翻强加给中央党校的不实之词, 经过整顿建立起新的领导班子。为保证能在秋季正式招生开学, 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师资队伍的建设、教材的建设和资料的选编、校园的回归和校舍的维修、图书馆的建设等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终于克服重重困难, 在当年9月中央党校正式复校招生。
在这期间, 胡耀邦充分展现了大刀阔斧、敢于开拓创新的工作风格。在他的主持下, 中央党校提出“一个阵地和一个模范”的办学目标, 即“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 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提出了“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教学方针[4] (P5), 确定了实行“坚持学习原著为主, 自学为主的方法”。并决定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作为中央党校教学和科研的主要内容。
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学员提出了“四项要求”:即“利用在校这段时间, 好好地读点书, 好好地想点问题, 好好地总结点经验, 好好地准备着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4] (P5)他坚决主张在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 即在学习、研究和讨论问题时, “发表的意见一律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4] (P5), 使党校学员和教员真正做到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保证了教学方针的实现和教学任务的完成, 也促进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解放。
值得强调的是, 在党和国家正处于重要历史转折关头, 中央党校按照新的教学目标和方针方法轮训和培训了近2万名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理论骨干。这批毕业学员回到各自的岗位或分配到新的岗位后, 对推动我们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 实行改革开放,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胡耀邦的出色工作, 中央党校出现了多年没有过的思想解放、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科研、教学和管理等各方面都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中央党校也进入了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作为新时期中央党校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胡耀邦这些功绩将永载史册。
2.主张平反冤假错案
作为胸怀全局的政治家,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 以其非凡的胆略和勇气, 为推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7年3月14日, 邓小平与胡耀邦谈话, 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紧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3] (P156) 。胡耀邦回到中央党校后, 立即精心布置中央党校的杨逢春、叶扬、陈中等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10月7日, 粉碎江青集团一周年, 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为在全国范围内冲破“两个凡是”, 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此文一出, 反响强烈, 人们看出了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但文章出来后, 也受到严厉指责。但是, 胡耀邦等不顾压力, 11月27日, 又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 强调抓紧落实干部政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个关键问题。
12月10日, 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组部部长, 撤去那位原部长的职务。胡耀邦率领中组部的工作人员, 把当时最敏感、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作为组织路线方面进行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遵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 有领导、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但是, 中央专案办的某些人还为胡耀邦到中组部后所做的工作而震怒。胡耀邦顶住这种强大压力, 积极开展工作。
1978年1月28日, 中组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 讨论给干部尽快分配工作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指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 该复查的复查, 该平反的平反。3月21日至4月24日, 为了解决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疑难案件, 中组部又分三批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区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他顶着压力, 提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 应该尽快做出结论, 结论不正确的, 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分配适当的工作, 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妥善安排。三是去世的, 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总的方针是实事求是, 方法是群众路线。会后, 各部门、各地区克服了重重困难, 排除层层干扰, 开始进行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 工作进展得很费力。
在1978年9月20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 胡耀邦又提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 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 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 不管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搞的, 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 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5] (P474)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局面。
3.坚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路线是非和历史是非的标准
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 一方面从事“文化大革命”诸多遗留问题的处理, 一方面抓紧筹办秋季开学的事宜。要开学, 必须首先考虑教学方面的准备。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主和自学为主的方针, 已经明确。课程设置是老五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也很快就定下来了。前三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的书目也很快就编辑出来, 经多方征求意见和领导审定, 不久就印刷出版, 教材问题解决了。辅导和备课工作也在积极进行。
但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历来是中央党校的重要课程, 在当时这两门课的准备工作却不顺利。据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的金春明回忆说:1977年秋天, 胡耀邦针对中央党校中共历史教学中提出的如何评价“路线是非”问题, 提出在研究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一条原则和一个标准”, 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 引发人们对检验真理标准的深入思考, 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1977年9月21日、 22日, 中央党校党委接连两个半天召开会议, 专门研究这两门课和教学问题。在会上胡耀邦发表了长篇讲话, 针对教学人员的思想状况, 他着重从根本理论原则上强调地讲了几个问题。首先, 要认真学习马列原著;其次, 不要搞教条主义, 照搬文件, 要独立思考, 独立辨别;再次, 要相信自己, 自力更生, 搞好党校的教学。
这次会议后, 9月26日, 党史党建教研室开会商讨教学方案和研究任务, 正式成立了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 由金春明担任组长, 负责起草一份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学习材料。
10月9日,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这个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分别作了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叶剑英的讲话中, 再次强调了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他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 准备做一件大事, 就是要把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全部斗争经验加以总结, 写出一部党史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搞个党史, 没有不行。现在不知有多少党史, 就是没有个正本。党校要有党史这个正式课程。但这件事没有完成, 毛主席就离开我们了, 因此, 这件事变成了他老人家的遗志。”叶剑英还说:“我相信, 只要我们许多老同志和研究党史的同志一起, 同心协力, ……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可以写出一部好的党史来。”[6]
叶剑英的讲话, 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党史研究非常重视。胡耀邦也深感责任重大, 认真安排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
中央党校校党委在12月2日专门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由时任副教育长的冯文彬主持, 请各学员部的负责人参加, 研究党史教学方案。
胡耀邦说:“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 不要根据那个文件, 那个同志的讲话, 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要跳出框框”。“要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通过实践检验, 分析历史是非。”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 第一次明确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上路线是非的标准问题[7] (P242)。
这个会议是在12月10日召开的, 如果读者联系上面作者提到的10月7日, 胡耀邦布置发表中央党校杨逢春等人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再联系中共中央正好在这天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会认识到胡耀邦的这番话就不是偶然的了。可以说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特别是政治实践问题是紧密相关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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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9-29 10:5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