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母亲的祭奠还是蒋介石寻求心灵安宁慰藉的一个重要方式。
蒋介石退到台湾后，于居室内供奉其母遗像，每天“亲沐慈恩”。上世纪60年代末，已年逾八旬、人近黄昏的蒋介石对母亲的感念日久弥深，决定在日月潭建永久性的建筑，除纪念母亲外，也让台湾民众要“克尽孝道，永怀慈恩”。
作为蒋介石纪念母亲的永久性建筑，慈恩塔于1971年蒋母辞世50周年时竣工，当年4月清明节前夕，蒋介石携家人到慈恩塔祭拜其母。
蒋介石幼年时，祖父、父亲相继故去，蒋家产业一夕之间压在蒋母一人肩上。蒋介石唯一成年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薄情寡义，其父临终前嘱其孝敬继母（即蒋介石的母亲）并顾其幼弟幼妹，蒋介卿非但未能遵从，反而在其父病逝后仅三年便提出析产分家。此后，蒋介石母子相依为命，生活更加不易。随后几年，蒋介石的幼妹、幼弟又相继夭折，对蒋母打击甚大。尽管噩运连连，蒋母仍苦苦支撑分得的微薄家业，为抚育蒋介石煞费苦心，将所有的希望和全部的心血都寄予儿子身上，望其光耀门楣。
蒋介石少年时的家庭温暖与教育，全部来自其母，母亲对他成长的影响，无人能及。对于母亲养育的艰辛与苦心，年少的蒋介石虽不能完全体会，但成年后却对其母思慕至深，感恩之心也与日俱增。
自其母辞世后，蒋介石便誓言“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以示对母亲的纪念。
1941年是中国全面抗战的第四个年头，6月5日，日军对重庆的空袭造成近万市民惨死在大隧道中，蒋介石于次日亲自前往视察并安排善后工作。当此万事缠身之时，他仍自重庆发电报给在江西的蒋经国，嘱其拜祭祖母：“祖母阳历忌辰十三日已过，未知阴历计算忌辰在阳历何日？查报。望于阴历忌辰日，在赣遥祭。”1949年6月14日，被迫下野后的蒋介石虽已身处台湾，却仍携子遥祭母亲。
不但母亲忌辰蒋介石记挂心中，母亲的诞辰，他也始终不忘。1934年12月15日，蒋介石“正午由京乘机出发，以天阴故，飞行甚慢。二时半到沪，六时到杭转奉化故乡，连夜十时半到家祭亲。”
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国民党第四届五次中央全会刚闭幕，有诸多政事需蒋介石安排处理。但蒋介石仍一路马不停蹄直至当晚十时半才赶回家，只为能在母亲71岁诞辰当天祭奠。
此外，每逢清明节蒋介石便记挂回乡扫墓之事，尽管身处要职，他仍尽一切可能回乡祭母。1931年，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而致反蒋力量趁机聚合，并对其政治权威形成极严峻的挑战，蒋介石仍坚持回乡扫墓，这在他检讨自己应对此次危机不当时的总结中有所反映。在他的自我检讨中，认为曾有三次机会或可阻止这次粤变的发生，一是“亲往江西剿共”；二是“坐守京都不回乡扫墓”；三是在“孙哲生夫妇辞行时”，“能察言观色，留其在京”。而他都未能把握，终因内外交迫，被迫于是年底第二次下野。由此可知，他对母墓的祭扫不仅常记心中而且极为重视。
蒋介石对母亲思念的文字散见于日记各处，与朋友欢聚时，蒋介石也会想念母亲，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耶稣圣诞……下午，约小学生来慈庵唱歌。晚，约友欢聚，时念慈母并念经儿。
遇有与母亲有联系的事情发生，也会勾起蒋介石对母亲的思念和回忆。如宋美龄母亲过世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道：上午，得各方消息，证岳母已弃养，不胜悲伤，中国又缺一贤母矣。乃即成服。日记中的“又缺”二字显露出蒋介石由此事联想到生母的故去，从中不难体会生母在他心中的地位。
对母亲的祭奠还是蒋介石寻求心灵安宁慰藉的一个重要方式。
事实上，蒋介石祭母减压的方式几乎伴随他从政沉浮的一生。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的当天，便赶回家乡，养精蓄锐，积极谋划，成功地实现了东山再起。1931年12月，蒋介石在内外夹击下被迫下野后，又立刻赶回溪口老家，并再次成功复出。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更是以溪口老家为基地，遥制“代总统”李宗仁，掌控政局。母亲安息之处看来正是蒋介石的避风港和重新启航之地。
发表于 2016-4-5 19:2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