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下）

邗沟边的一棵树

原载  文汇报      文  /   彭小莲    刘辉





     瑞华成了“反革命”大本营

    当有一天妈妈失踪的时候，我便听见机关里的人说，妈妈是“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怎么转眼她就成了“反革命”？当初，她是那么毅然决然地背叛了外公，背叛了她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连大学都放弃了，直奔着解放区去了。这不是“革命”吗？如果她是“反革命”，那解放区不就是隐蔽的“反革命”阵营？

     所有的疑问再思考下去，我也要变成“反革命”了。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我们服从，就是不要思考，然后就是高呼“拥护”、“万岁”的口号，这断然就是革命的表现。但是，翻开字典的时候，“革命”的解释是：剧烈的变革，彻底的改革。我偷偷地问欣星：

    我们天天只会“拥护”“服从”，革命不是失去它本质的意义了吗？

    你好反动啊！  欣星提醒了我。怎么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我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再想下去就真成了“反革命”！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报纸上，在公开的文字里，都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就是跟着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变来变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逻辑。

    原本我一直战战兢兢地生活在瑞华，就怕自己“反革命子女”的身份被人家发现，谁都可以欺负我。可是有一天，仔细算算，到了1968年的年初，瑞华大楼里的一百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出了“反革命”。原先这里是上海市委的机关宿舍大院，现在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谁也不要再想歧视我们，大家彼此彼此。于是，我们这些“反革命”子女又开始在院子里奔跑、大喊大叫，蹦蹦跳跳地在那里玩耍。家里的大人因为是“反革命”，关的关，批斗的批斗，还有给整死的。于是，每家的孩子都在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大家都不再记得自己的父母被抓到哪里去了。那是一个充满着阴霾的冬天，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不再谈论革命了。


徐景贤与毛泽东


    可是，在这之前，在“文革”之前，在我们还很小很小的时候，除了在学校听老师讲“革命”，回家也是自觉接受革命教育。在我们的瑞华，那时候似乎大家都生活在一个集体环境里，哪怕是家庭生活也不分你我。记不清楚，哪户人家有过奢侈的家具和摆设，每家或多或少都有家具是从机关租来的；最奇怪的是我们很多单元门户里面，都是两家合住在一起，大家合用一个厨房，合用一个厕所，更多时候连保姆都是合用的，于是，保姆就会把两家的饭一块儿做了，两家的孩子、大人到开饭的时候，都挤在一个大桌子前，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谈革命。就像当年常常说的，这是革命的大家庭。好热闹啊！妈妈那会儿干革命干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她常常站着吃饭，吃完就走。

    欣星家也是和小徐叔叔家合住一个单元，合用一个保姆。

    小徐叔叔——徐景贤，后来在“文革”中成了“四人帮”的帮凶、上海的市委书记。他当年搬进瑞华二号楼54室的时候，才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小青年；高中毕业时，他竟然把大学录取通知书给撕了，跑去参加了“上海市政建设干部培训班”。看来，他潜意识里就有着革命追求和向往。他一米八的个子，我们都是抬头仰望着他，追在他屁股后面，小徐叔叔、小徐叔叔地喊得起劲。只是当我在他的书里看到批斗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的照片的时候，那份亲切感就消失了。

    我看见了残酷的摧残，而这摧残的过程是我们的“小徐叔叔”亲自参与设计的。批斗对象们屈辱地低着头，大木牌子用铁丝吊着，深深地勒进他们的脖子；当年的市委书记，双手被反扣着。“工总司”的造反派用一只大脚踩着人的脑袋。从书上的照片都能看到，木牌子那纤细却坚硬的铁丝已经勒进人的皮肉。人的尊严就被这粗糙的牌子撕裂了。在批斗对象们的身后，有人在麦克风前发言。那人一手捏着一张纸头，另一只手捏着拳，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时候，没有基本的社会秩序，没有法律的制约，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这就是照片提示的全部记忆。



1964年，在瑞华公寓楼顶阳台，徐景贤为我们拍摄的《学习“老三篇”》，后排左为小莺（我），右为欣星。


    “文革”前的徐景贤还是我们的小徐叔叔。与瑞华大院里那些坐着小车上班的干部比，他就像是我们的孩子王，脸上甚至还带着年轻人的青涩，肩膀上常常挂着一台蔡司照相机。有时候他讲完故事，就会给我们拍照片。

     我童年的业余生活，几乎就是和“革命”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小徐叔叔是我们革命的坐标。连爸爸回家都会说：徐景贤这个年轻人，有才气，工作努力，革命意志也很向上。（宣传）部里很器重他。


1964年，丁香花园，市委写作班同事的合影，后排右4为徐景贤

  
    五十年后的反思

    等到2005年，我带着刚从大学毕业的晶晶回到上海时，朋友们请徐景贤一起出来吃饭。走进饭店，徐景贤一下子就认出晶晶。他弓着背，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她的手说：

    哎呀，你是小莺的女儿啊，这么大了！从美国来的？我是关了十八年大牢放出来的人，你妈妈对你说了吗？

    徐景贤对晶晶说话的那个样子，让我回忆起在瑞华的童年。

    饭桌上，徐景贤和我们说话聊天，像以往一样喜欢谈天说地，不分辈分，不计身份。临走时，他对晶晶说：我还没有和你好好谈谈美国呢，下次谈好吗？

    晶晶想说什么，可是她中文原本就不大流利，这个时候突然什么都说不出口。回家路上，晶晶用英文非常严肃地问我： 妈妈，他在“四人帮”手下害了很多很多人，怎么看不出他有负罪感？他对自己的罪行、对“文革”怎么一点反思都没有？你怎么能对这样的人这么好？

    看着女儿的脸，似乎看见的是她对我的不能原谅，我说不出话。

    可当你和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从小就认识的人在一起，他对你说：
    你父亲当年非常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出版好几本书。后来因为高血压多次中风，长期病假在家，还是那么努力地写作。他后来又出了些事，很多同志对他有看法，他老在瑞华院子里一个人转、踱步，很受冷落。我心里是敬重他的，见到他总主动招呼，对他的看法从不改变。

    这些话，让我难以忘怀，特别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道还有人在对缺席的父亲抱有这样一份怀念时，我甚至都想哭。可是当夜深人静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没有“文革”，父亲是不会在重病的时候被拉出去批斗的。为什么要批斗人？这是多么没有文明意识的行为，我们竟然无法拒绝这样没有法制、没有人权，连最基本做人的尊严都彻底丧失的日子，怎么会这样？爸爸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是因为外公的历史影响了他。我忘记了一个时代的残酷，而造成这样的残酷有“徐景贤”们的努力。不要说全国有多少人受难，就是我们家有多少人，瑞华大院里又有多少干部被整死……在那么多人受难的时候，徐景贤在干什么？他那么积极地紧跟“革命的需要”。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需要的是观察，不能让自己跟错了革命队伍。

    再也不是我们的小徐叔叔时，徐景贤不再惶惶不可终日，他得到了张春桥的指示，接到了姚文元直接打给他的电话。他蓦然想起了复旦大学的红卫兵在他造反以后送给他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他开始在市委机关内部带头造反。



狱中服刑的徐景贤，为服刑人员授课作备课。

    当这一切都成为历史时，徐景贤写了一本《十年一梦》。看完书，我才明白，他不会有任何反思，他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中生活、成长起来的。他在书里甚至有一份炫耀，为自己曾经如此接近过伟人而沾沾自喜；他以为找到了真理，其实是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而与那些早年被他自己所批判、陷害的对象相比，他的结局甚至更加悲惨。这不是因果报应，不过是同一种意识形态所内含的必然逻辑。

    反思？他不会！因为他压根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要说什么独立的思考能力。面对自己的罪行，他没有反思能力。

    那个瑞华大院，那个在饭桌前跟我们讲故事的小徐叔叔，都已经成为非常久远的记忆，我也不再年轻。可是，有一个问题还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我有多少独立的思想？我现在可以选择吗？为什么要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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