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上海市委机关大院 （上）

邗沟边的一棵树

原载   文汇报    文  /   彭小莲    刘辉



坐落在常熟路上的瑞华公寓


   本文选自《荒漠的旅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坐落在常熟路上的瑞华公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上海市委的机关宿舍大院，有着独特的大院文化。当年的“小徐叔叔”、后来的“徐老三”即徐景贤也曾居住在此、与作者有着诸多交集，因而使这些叙述有了特别的意味。


    开心的日子

    欣星家是瑞华大院里最好的朝向，坐北朝南。我喜欢往那里跑，不仅是为了她们家的阳光，还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听徐景贤讲故事。那时候，我们都管他叫小徐叔叔。

    欣星家的饭厅和瑞华很多人家一样，是两家合用的。她家和徐景贤家合用，欣星爸爸在那里放了一张香红木的饭桌；紧挨着墙壁的是欣星和保姆睡觉的大床。饭桌，把屋子一割两半，另外一半，靠着窗户的地方，是徐景贤的丈母娘睡觉的小床。我一直不知道，这间屋子的房钱由谁家支付。那时候，家具大多都是从市委机关里借来的。仔细看看那张饭桌，就会发现桌角上钉着一块小小的铅皮牌子，上面有编号。只要是向机关租借的家具，都有这块小牌子。家家都有这样的家具，所以等到“文革”抄家，这些家具被正当地拿走时，跑来跑去，进入任何一个门洞，看到的都是家徒四壁!



“小徐叔叔”—徐景贤


   但是，在“文革”前，徐景贤还不是什么上海市革委会头头，只是在宣传部工作的年轻人，负责管创作。那时没有人叫他“徐老三”，大院里认识他的孩子，都管他叫小徐叔叔。欣星爸爸是他的上级，是理论处处长。但是，他们那时候似乎没有什么等级意识，大家都相处得不分上下级，说话争论都没有上下级别之分，像是自家人，随便得很。

   徐景贤一回来，阿婆就给他端上热饭热菜，我和欣星已经双腿盘好，坐在欣星的大床上，面对着饭桌，等小徐叔叔讲故事。他会一边吃饭一边跟我们讲。

    “文革”开始，小徐叔叔竟然成为了大人物，搬到康平路爱堂去住了。

    “文革”中，宣传部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我和欣星已经意识到，离春天到来的日子将变得非常漫长。还是1968年初，妈妈已经失踪很久了，学校也关门了；除了《毛泽东选集》，没有一本书是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在手上阅读的。我们变得无所事事。

    我们还会在院子里疯玩儿，只要还有小朋友能在一起玩，我们就是快乐的。那时候，院子的大楼里，几乎每家都有人出事，“文革”刚开始的日子里，只要有人家的门口贴上大字报，造反派来抄家的时候，大家都会很紧张地去打听，现在都成了家常便饭；当造反派敲错门来抄家，也没有人害怕。倒是哪家还没有出事，就会变得很奇怪。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哭过、害怕过，但还是在那里肆无忌惮地大笑着，常常是在笑给别人看，有时也是笑给自己听的。



1964年，在瑞华公寓楼顶阳台，徐景贤为我们拍摄的《学习“老三篇”》，后排左为小莺（我），右为欣星。



    提心吊胆的日子

    很快，徐景贤升到市革委会里，因为他排在中央的张春桥、姚文元后面，大家都开始叫他“徐老三”。这时，他就带着欣星家的保姆搬走了。当天下午，市委来人把电话也给拆掉了。现在，那里就剩下欣星和她爸爸两个人。三号楼里，有人是和欣星爸爸一个部门的，在单位里开始揭发欣星爸爸，说他参加过“三青团”，还曾经受训于蒋纬国的“三青团青年训练班”。特别丢人的是，还揭发出欣星爸爸在单位和另外一个女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于是又被戴上了生活作风腐败的帽子。

    欣星爸爸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整日低头不语，空荡荡的54室，没有了人气，变得有点阴森森的。一天，吃过晚饭，我去看欣星，是她爸爸给我开门的，他问我：

    小莺啊，你会用煤气吗？

    欣星爸爸，你连煤气都不会用啊。

    我们过去都是给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动手能力很差。

    我教你。

    我就是想烧点开水。

    欣星爸爸，这个很简单的！我示范给他看以后，就到欣星房间里去了。

    欣星很早就躺在被窝里，她从那里伸出半个脸，对我说：小莺，不要回家了，在这里陪我睡觉，好吗？

    那恳求的声音，听上去却像是命令。回头望去，在对面的屋子里，欣星的爸爸还是像一个影子那样，贴在写字桌前，低头写交代，没完没了地写。欣星依然用那非常可怜、无望的眼神看着我，于是我答应了。

    天冷就特别不容易憋尿，半夜的时候老想上厕所，但我使劲憋着，就是不去。最后实在不行了，我才把脚伸进冰冷的拖鞋里，踢趿着鞋皮，哆哆嗦嗦往厕所里冲。只看见走廊转弯处有微弱的灯光泻在地上，我吸着冷气，上完厕所，又拖着鞋皮朝灯光走去。灯光是从厨房的门缝隙里漏出来的，那门正虚掩着；我下意识地推了推门，好像里面有人用力把门顶着，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用尽力气推、推！一直推出一个小缝隙，可以钻进去的时候，我不禁尖叫起来，门背后是一个沙发，欣星爸爸正坐着，就在我教他怎么开的煤气灶边上。那煤气灶黑红的四个开关都大开着，但没有点火。欣星爸爸膝盖上放着报纸和书，两个手臂穿过沙发左右两边的空心扶手，双手手掌紧紧地合拢，手指已经僵化，纠缠着在一起，似乎怕被人拉开一样。他的头往下耷拉着，嘴里吐着白沫。我赶紧关上煤气，穿上衣服冲出大门，跑到隔壁人家，又冲下楼去，四处乱敲邻居家的门，像疯子一样，在楼道里大声呼叫着：

    救命啊！救命啊！

    几个善良的邻居来了，他们立刻把欣星爸爸和沙发一起拖到后阳台上去吹新鲜的空气，然后把厨房的门全部打开，让煤气味散去。很快，救护车呼叫着冲进了瑞华大院，大人们慌忙地把欣星爸爸抬下楼，又把他抬进救护车里。

    欣星已经完全被吓傻了。等到阳光重新照在饭厅里的时候，机关里来人了，开始抄欣星的家。

    一个造反派抓起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欣星的名字，他烦躁地把信封朝欣星头上砸过来。欣星吓得哇地大叫一声。没有人搭理她，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银行存折，上面有两千元人民币。那时候的两千元有多大啊，真是可以让人活上至少半辈子啊。我吓得赶紧和欣星拿着信封躲进厕所里，我们关紧了门，哆哆嗦嗦地翻着信封，发现里面还有一张信纸，上面是用楷体写的字：

    欣星，这是你的生活费，爸爸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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