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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2016-03-28 08:00:00发表于 财经
新华网副总编辑刘娟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专访魏尚进 （新华网记者 喻涛 摄）
中国经济“硬着陆”是小概率事件
思客：您提到美联储加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包括全球油价下跌提高了亚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您可能也知道两会期间我们今年设定的是一个区间目标，您怎么看待？
魏尚进：先讲中国再讲亚洲吧，从中国的话，我的理解和分析可以归成两句话，第一是经济增速放缓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没必要特别惊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包括结构性的因素，中国的就业年龄的人口每年大约以0.3%左右的速度在下降，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考虑这个因素，GDP增长率下降一点也不奇怪。
另外一个结构性的因素恰恰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带来的一个好的后果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工资提高了。工资提高对老百姓是好事，但同时也导致很多原来用劳力密集型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来做国际竞争的行业到今天就不再有竞争力了，很多国家劳力比中国要便宜很多，印度的劳动力成本只有中国1/3，有的行业只有1/4，缅甸、越南等的劳动力都比中国便宜。所以光是拼劳动力成本的话拼不过人家的，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提高效率，来提升自己、提升产业结构，从而保持竞争优势。所以速度下降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所谓的“硬着陆”，我们认为这是非常小概率的事情。因为中国一方面有震荡空间，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还有很大的韧性，有实力使得“硬着陆”这个事情成为小概率事情。“小概率”意味着我们认为控制风险是有能力的，但同时当然也一定要警惕风险，一定要加强自己防范风险的能力。
魏尚进认为应消除“资源错配” （新华网记者 喻涛 摄）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世界经济GDP增长贡献仍最大
思客：现在还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正处在U型的谷底，下行最主要的压力您觉得来自于哪？
魏尚进：我刚才讲的是两个结构性因素，劳动力就业人员的绝对数的下降，和由于劳工成本上升造成经济增速下来，全世界的历史经验表明都是这样，所以这没有什么奇怪，也没有什么担心的，这需要去适应、需要去改革。还有一些是临时性的因素，比如中国是高度开放的国家，现在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欧洲、美国、日本，他们的经济发展还没到他们应该可以达到的水平，但这可能是临时因素，一旦这些国家有强劲复苏的话，会带动中国经济出口，对中国经济也会带来上升的空间。
我觉得“U”型的描述不一定准确，因为前面讲的两个结构性因素的确是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不应该预期说增长速度恢复到四年五年前那样高，这是不现实的，也没有必要。现在这个基数这么大，6.5%的增长率对全球总体GDP增长的贡献可能比以前10%还要大。按照我们的分析，要看单个国家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今天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约占30%左右，第二大的单个国家贡献国是印度，23%左右，第三才是美国。所以这也反映了即使你速度在放慢，但是绝对值还是很高的，现在基数已经这么大了，所以对整个世界经济的总增长率的贡献还是很大。
消除“资源错配”，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
思客：中国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一个经济深层次调整，那现在关于改革的核心有几种说法，有人说中国最重要的是提高质量，也有人说是实现市场的资源配置，那您觉得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最主要的战场在哪里？
魏尚进：之前有这样一些声音，一旦出现经济下滑不要仅仅依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供给侧改革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是很有意义，那我们要补充两点。
一是任何时候如果有必要的话，需求的工具也是需要兼顾的，而不是简单地说是只做一个。如果增长在合理的区间里面，尽量注重供给侧改革，关键是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资源错配里面低效率的活动，这样是着重供给侧改革。一旦经济落出了合理的区间，远远低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的话，这时候就应该不排除用需求方面的政策作为配套的政策，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供给侧改革的要点，依我来看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注重质量和提高效率，通过创新，通过强调所谓的从Made in China到Design in China的转变。提高效率又有很多方面，消除经济中的资源错配，把同样的资源从低效率的企业移到高效率的企业，这是提高整体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逻辑很简单，所谓的生产率就是同样一点资源，你能有多少产出，通过把同样一点资源、资金或者劳动力，从低效率的企业或者僵尸企业里面释放出来，给更有效率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这样就可以把产出扩大了，这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制度的改革，僵尸企业的处理，以及进一步推进国企的改革，这些都是供给侧里面提高效率的重要内容。
调结构去产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很重要
思客：现在中国面临的比较大的压力就是调结构、去产能，在这个过程中的改革一定会有阵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魏尚进：调结构、去库存的需求并不是在中国今天才出现的事情，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出现很多次。比如我们90年代的国企改革，那需要调整的职工人数要比今天的规模更大，比如中国在2000年、2001年为了准备加入WTO以及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需要做结构调整，低效率的企业或者被国内的竞争关掉，或者被国际的竞争关掉，牵扯到的结构调整规模都很大，一点都不比今天的低。当时这些政策改革和调整“相对剩余”都做好了，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没有出现大量的失业，所以中国有足够的经验把这个事情做好。
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2007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除了保护员工的基本权益，还有些条款可能是超前了，五险一金的税费率总和超过了多半发达国家，增加企业的负担；还有就是员工两个固定合同之后一定要变成无固定期合同，如果企业需要调整员工的话需要增加很多额外的支出，出发点很好，但这后果之一是企业成本上去，企业成本上去之后带来另外的后果。
但问题是万一以后出现一个像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这样大的负面冲击，以及现在需要去产能、降杠杆这样的时候，需要一些调整的话，这时候劳动力市场有没有灵活性就很重要，如果有灵活性的话你就不太需要担心，政府也不需要做什么东西，企业家自己有很大的兴趣不断地找有钱赚的事情，他一旦看有钱赚的事情就会抓住了，所以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的情况下，在不赚钱的企业里面释放出来的资源，包括释放出来员工不太成问题，市场就可以解决。但要是劳动力市场不太灵活的话，这个时候经济与社会就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做这个“三降一补”的改革，同时要做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这是比较重要的配套改革。
魏尚进接受新华网副总编辑刘娟专访（新华网记者 喻涛 摄）
反腐是对企业的间接减税
思客：您怎么看待中国现在反腐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反腐的红利如何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呢？
魏尚进：国内一些人评论说反腐在短期之内可能造成很多地方政府做事缩手缩脚，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至少从中期来说，公平的、大力度地执行反腐对经济是有好处的。我在好多年前，当时还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就说反腐实际上是一种降税，或者倒过来讲腐败是对企业的额外征税，它和征税的唯一区别就是说这个税上了以后不进国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腐如果是公平的、全面的、有力度的话，对企业是间接的降税，腐败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好的、有力度的、全面的、公平的反腐对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短期之内可能地方政府需要调整。
反腐如果能够和其他的一些改革配套起来的话效果会更好，包括“简政放权”，不需要政府管的事情少管一点。企业的正常运作如果不需要有很多图章盖，我也不需要去找掌握图章的人去处理，这是一个配套的改革。
多半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把反腐的效果持续下去的话，公务员的整个报酬需要和市场机会相对适应，让公务员没有必要去腐败。所以说反腐做得好对企业可以说是降税行为，可以把它看成也是供给侧的改革。第二反腐如果和其他一些改革能够结合起来，好的效果可以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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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9 11:3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