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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13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记者杨书源 见习记者 刘雪妍
上海市虹口区金友里弄堂入口处，黑板上，不知是哪位居民写上了“邻里和睦”4个字。大家都觉得这4个字含义不错，每逢下雨粉笔字受潮，总有人悄悄把字描浓。
不过，居民王跃华刷在地上的“禁止停车”的油漆黄字，却没有人去加粗勾勒了——因为，这两年谁也没再在这片邻里休憩谈天的自制长椅旁停车。
仿佛是抵达了某种默契的境界一样。
2016年冬天，弄堂里一场无心插柳的小龙虾聚餐，拉开了社区自治的序幕。
聚餐作为金友里的邻里空间被保留至今。在这座超大城市里看似不可思议的邻里纽带，就这样被构建。
一顿小龙虾，开启
50斤小龙虾，是5月4日傍晚金友里弄堂聚餐的主角。
这种已经举办了十几次的弄堂聚餐，在57岁的王跃华看来毫不费力——只要在微信群里喊一声，想来的都会来。王跃华大喉咙，粗眉毛，不少邻居都服他。
不到早上7时，居民们已做好准备：张家的沥水盆崔家的剪刀，陶家搭台王家掌勺。
金友里聚餐的龙虾有两个口味，辣的和不辣的。本地人口味淡，外地人能吃辣，都要兼顾，愿意来的人才会更多。
“葱油南瓜，拍黄瓜，糖番茄，盐水豆，糖藕……”王跃华的姐姐王华萍数着凉菜。众人七手八脚准备，崔萍的母亲坐在一边轮椅上打盹。崔妈妈82岁，中风十多年来都住在金友里，只有右上半身能动，可她喜欢出门晒太阳。
王华萍和崔萍下午4时开始烧龙虾，两人分别负责辣和不辣的。弄堂中间，香叶、八角、酱油、黄酒下锅后，刚开始焖煮就弥漫着香味。
崔萍不单会做小龙虾，她包粽子也包得模样好。每年端午前后，不少邻里拌好糯米、切好五花肉，请崔萍来包粽子。一包就是几千只，那几天崔萍的手上总有酱油香味。
下午5时，晚餐开始，四张长桌并在一起，铺上塑料纸，菜品和饮料摆放齐全。赴宴的二十余人年龄参差，有老人从新家赶来，也有小辈从课堂回来。
弄堂饭桌上，地理版图不只是金友里——王跃华的外甥女前一天还在新西兰，陶伟春的哥哥也是从美国刚回沪落地。
刘羽泓是王跃华的外甥，他只要有空，一定会来参加聚餐，“我喜欢和这里的人聊天，喜欢弄堂里放松的气氛，孩子现在在楼房里长大，都不会说上海话了……”
王跃华26岁的儿子带着女友来，食毕匆匆离开。饭饱酒酣，王跃华等四五人继续聊天，说着下一次街坊们要去他工作的长兴旅游。
聚餐，可以说是把远离弄堂生活的年轻人召回来的最佳模式。
年轻人大多走出去了。崔萍的儿子在一家人努力下在外买了一套不大的公寓房。崔萍说，儿子太忙，“一个月出去很多趟，最近在澳门，要是不发朋友圈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啥”。
崔萍是上世纪80年代嫁进金友里的。那时，她下班回家，总看到婆婆在弄堂里和别的老人闲聊。40年后，角色轮转，她也成了坐在弄堂闲聊的那个老人。
里弄聚餐乃至自治的雏形，恰是源于老年生活。
4年前的一个初夏，崔萍买了几斤小龙虾回家，见到王跃华路过，就喊着一起来吃。王跃华说几个人吃没意思，不如多喊几人。崔萍就在各个门洞喊人，王跃华则从后门跑去50米开外的菜场又买了十几斤小龙虾和一些蔬菜。
邻居们喊来了十几人，以退休老人为主，搬出自家高低不一的椅子。吃着吃着，王跃华忽然停下筷子说：“我们弄堂现在挺好的，怎么样让环境更整洁一点？”他话音一落，响起一片赞同声。
不过一周，王跃华就在弄堂发动了几位当过工匠的退休老人，敲敲打打，用闲置的木板做成简易长椅。
从那以后，老人们到弄堂休憩，不再需要从狭窄楼梯上下时还搬着椅子摇摇晃晃了。
小体量弄堂，大了
有件事，一直让崔萍觉得意外：每次弄堂聚餐，都会不胫而走成为街面上的新闻。
去买肉食，老板就按成本价卖，还主动按照菜式免费加工，亲自送货上门。卖三黄鸡的姑娘，更是每次都要备好最油亮肥嫩的两只鸡，等着里弄的人来挑。
平时弄堂里有些集体改造项目，大家中午来不及做饭，去隔壁生煎包店要上几客生煎包，老板硬是要请客。
后来每次聚餐，弄堂里的人都喊附近相熟的店家来吃。
日子久了，人们熟悉彼此口味。“崔阿姨不喜欢吃辣的，不大会吃鱼容易卡到喉咙；杜老师爱吃烧排骨……”王华萍如数家珍地报给记者听。
除了聚餐，弄堂里花样越来越多：凑齐一车人，就出发去上海周边农家乐；去外滩边散步；选个收费便宜的下午，集结一小群人去歌厅唱歌……
两排长椅构成的公共空间，走走坐坐的人大都熟识。喝茶的老人笑着问记者年龄，然后说自己“还小，才72岁”。王跃华说：“他不是金友里的，每天都过来喝茶，他们弄堂没有椅子。”老人补一句：“也不如这边热闹。”
8岁的胡文义滑滑板车经过。崔萍介绍，这孩子从幼儿园起就住在这里，租房在此的“安徽大哥”胡庆学是他爷爷，经常帮邻里做些电工活计。每次聚餐，王跃华都要特地叮嘱胡大哥来参加。
金友里只有“一横一竖”，45米长、3米宽，在北外滩街道业广居委会的老弄堂里算是小体量的。不过，在整个北外滩街道，应该都找不出第二个占了3条路的弄堂。“在我这头还是东余杭路，到了王老伯（王跃华）那里就是安国路，到了靠近居委会那头，就是舟山路了。”崔萍觉得稀奇，但无论如何都是一条弄堂，“都算在一起”。
初来乍到的快递和外卖员总是发愁，看着错综复杂的电线杆和门牌号码发呆。金友里居民就会主动问来者，要找谁家。只要知道了名字，就能准确报出进门方式。
崔萍妈妈住在一楼的灶披间，空间狭小，每一寸都精打细算。邻居们做了好吃的菜式，会盛上满满一碗给她送去。“老太太你昨晚又起夜了3次，以后你女儿晚上睡不好病倒了谁来服侍你？”一位邻居给老人端去笋烧肉时柔声细语地说。
每天晚上起夜时，老人都要给住在楼上的女儿打电话，隔音不好的里弄厢房几乎有一大半人能听到，但无人抱怨。
崔妈妈在弄堂里也有贡献：老快递员白天碰到哪家没人时，就把快递直接送到崔妈妈房间，并发手机短信给快递主人——“放在老太太那里了”。
“要是早5年，你可能难以想象，就算是我和王老伯也只是熟人，算不上朋友，大家都是一起做事后才有了战斗友谊。”崔萍喊比自己年轻的王跃华为“王老伯”。这是里弄居民对王跃华的惯用称呼。他是多面手，又叫得应，虽不算老，却有权威。
“等到夏天你再来这里看，藤上全是丝瓜。去年夏天我们种的是葫芦，谁做饭少了蔬菜，都可以拿。”王跃华指着头顶的丝瓜架对记者说。
自治的乐趣，多了
金友里居民曾有两个心病：一是车辆乱停，二是在弄堂后门常年矗立的几个敞开式垃圾桶。
弄堂虽小，可从前老是横七竖八停着不少自行车、电瓶车。金友里距离菜场大约50米，四周又被临街商铺包围，小商贩们习惯了将此地当成临时停车场。王跃华想了一招：在弄堂口立起两个铁桩子，地面漆上“禁止停车”。但这也难以杜绝车辆乱停。
至于垃圾桶，曾是附近里弄居民集中倾倒垃圾的地方，天气一热臭味四散。金友里居民的抱怨，直到2015年街道将垃圾桶改建成内置翻盖式，才算平息。
心病的真正消除，还是与聚餐得来的长椅有关。
居委会看到王跃华在2015年聚餐后做的长椅初级版，就想着索性升级成和公园长椅同一规格的。这个想法遭到王跃华反对：如果改为标准的公园长椅，过道则太窄，还不如自己制造，省下人工费做其他改造。
后来，弄堂入口增加了一扇黄色矮门，防止电瓶车直入。
下一步是雨棚。王跃华发起住户捐款，先给一边的长椅安上墨绿色小雨棚，居委会则仿照着在另一侧装上更大的雨棚。
有了歇脚处，居民们看到四周光秃秃的，就想摆放绿化。正好王跃华家有个亲戚在销售无土花卉的公司上班，众人就一致通过他买了一批好侍弄的花卉。
人们在长椅上的时间越多越长。早晨七八点从菜场买回几包菜，放在长椅上，就有邻居帮忙择菜。中午各自午饭、午睡后，下午两三点钟，长椅上又都是人了。
久而久之，乱停的车辆就消失了。
邻近弄堂的居民看着新鲜，搬来了几盆闲置在家的盆景。渐渐，作为装饰的绿植越来越多。
椅子和花草有了，弄堂里还缺一点酷暑天的风。老房到了夏天，暑气逼得人根本坐不住。大家就想在墙上装几个大电扇。每到夏天晚饭前，众人就在地上洒水，打开电风扇一吹，和开了空调一样阴凉。
再之后，多了贴在长椅旁墙上的“浇花值班表”。由于热情的居民们一有空就给花浇水，有时一盆花一天浇了好几次，崔萍她们就做了值日表，分单双周运行，居民自愿认领轮值日子。
“金友里的改造人工费很少，居委会从街道为他们申请到的资金其实只是3万元。”业广居委会的主任俞莹说。
被改造的，说起来全是点滴琐事。专业？谈不上。变化天翻地覆？更显夸张。无非就是一群居民在社区更新项目中显现了自治理念，但这也是最为难得最宝贵的。
“看样学样的”，来了
最先坐不住的，是金友里隔壁弄堂益丰里。听说金友里居民“又出去农家乐”，益丰里有人向俞莹提出，也要动手改造弄堂。
在业广居委会，益丰里算是一条宽敞的弄堂，但仿佛并没有为居民带来除了晾晒被子以外的其他便利。
不久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李晴和学生走进老城厢做调研，遇到了正在里弄的俞莹。在李晴夸赞金友里的民间智慧时，俞莹赶紧发出邀请：隔壁的益丰里，还是改造的处女地。
李晴爽快答应带着学生免费为益丰里改造。“我接下任务的出发点，就是从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完成一件作品。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只是社区改造的引导者。”
改造从2018年初正式开始，第一步就是和益丰里居民的“现场工作坊”。晚饭后是弄堂里人最齐的，一喊“开会”，居民们就拿着小凳子出来。李晴支起黑板介绍改造方案。
原本李晴团队准备在墙上做些悬挂式盆栽，但居民摇头，因为弄堂里没有养花的好手。最后的装饰方案变成在墙上涂鸦，图案则尊重每面墙对应的住户。
姚师傅说他喜欢“茶壶一类古色古香的东西”，大学生们就在他家旁边的墙面上画了葡萄藤架，架子上长出的却是茶壶。姚师傅仰着头看得起劲。
李晴带领的几位留学生对里弄生活最是好奇，他们一边作画一边听居民拉家常，有时错过晚饭，各家各户就会端出自家小菜给留学生吃，餐桌就是家门前的洗漱台。
那段时间，益丰里一位擅长绘画的独居老人，请缨帮助大学生们一起在墙上勾线画画。
墙上的画初见雏形，众人发现那位独居老人放在外面的绘画工具柜实在破旧，就在柜外涂上好看的白、蓝两色祥云图案，柜子也顺理成章成了弄堂的装饰物。毕竟，邻居都知道老人住的是一个连身子都直不起的阁楼，也就无人怪他占用公共空间。
益丰里要安装雨棚时资金不够，居民自发组织捐款数千元。一位居民指着雨棚说：“我们这里的雨棚更大，还是透明的，是金友里的升级版。”
如果说，益丰里的改造算是2.0版本，那连着益丰里的另一个弄堂三一里是另一番天地。三一里最大优势在于住宅楼前有一块开阔的院子。这块场地，在李晴他们的计划里可以设计成体验式菜园，但俞莹觉得不可行，“按照里弄人的生活习惯，很快菜就会被人拔光……”
最后，院落的改造方案落在一个旧式里弄改造的专业团队头上。他们平整了水泥地，换上公共运动器械，还装上新的公共厕所和垃圾间。
里弄改造方式各不相同。而落脚点，终究在于公共空间，在于社区活力，在于身为主体的居民们是否满意。
里弄的未来，待续
俞莹一提起旧式里弄改造的话题，就难免提及王跃华。“王叔叔式的人物”，可遇而不可求。
去年年初，街道办了一场新年表彰会，业广居委会的干部上台还原金友里改造全过程。58岁的陶陶饰演“金友里改造第一人”王跃华。他和记者扯着嗓门学了一句，“好的，没关系，我来！”这是王跃华在弄堂里说得最多的话。
陶陶既是金友里住户，也是居委会成员。金友里的花需要添置，居民就坐在长椅上喊陶陶：花不够了，能找居委再申请几盆吗？不久，弄堂里就多了几盆红掌、夜来香和发财树。
俞莹记得，居委会曾为益丰里在网上采购了一批古色古香的椅子，希望居民放在门前。没过一周，俞莹发现居民都把好椅子拿进家里，门前摆的还是那几把破椅子。一位居民认真解释：如果把好椅子拿出去，很快就会有外面的人顺手牵羊；我们先收好椅子，等弄堂来客人了再拿出来。俞莹顿时觉得无可辩驳。
李晴在益丰里也有遗憾，原本设计方案中有彩色晾衣竿，但居民们想法很多：万一晾衣竿被别的弄堂拿走怎么办？应该每个弄堂设计同一种颜色的晾衣竿……
“聚餐是邻里关系通过公共活动改善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里弄关系没到那么融洽的一步，也是难以模仿的。”李晴说。
金友里的改造没有停下，王跃华最近又邀请李晴去弄堂看看，“有些我们关心的设施，看看有什么更优化的改造方案。”
实际上，即使是被视为“样板”的金友里居民，也有自己的忧虑。
记者去了金友里好几趟，每次都在长椅上坐坐。熟络之后，有位阿姨边洗衣边对记者嘀咕：如果改造的名气大了，是不是弄堂就要维持现状了？
“人是在有了比较以后才会感觉不满足。”崔萍一家现在租下二楼邻居的房子做成主卧，她觉得眼下的日子也不错。
记者告别金友里那天，正好遇上同济大学一批学生。学生们吃着零食走在弄堂里，他们说：这次的课程设计，是在假设弄堂居民已经搬走的前提下展开进一步规划。
虽说只是假设，崔萍仍有些兴奋，她自言自语：“对呀，慢慢等不着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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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13 10:5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