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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厨记忆中的名流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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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4 12:46: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9年02月04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无图说

      ■张寅根 口述 周晓瑛 整理

      张寅根毕业于上海商业学校烹饪班,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烹饪专业学生。他先后在淮海路上的大新春、老人和、绿野饭店、大同酒家、远香居京菜馆等饭店担任厨师、总厨。在淮海路掌勺几十年,他见证了沪上餐饮业的繁荣,记忆中也镶嵌了许多名流吃客的身影……

      60多年前,我只有13岁,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商业学校烹饪班,成为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批烹饪专业学生。因为是第一届,所以我和同学们毕业后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都被分配到了一些沪上知名饭店,有梅龙镇酒家、珠江酒家、新雅饭店等。作为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我毕业时还不满17岁,被分到了以苏锡帮为特色的鸿兴馆,之后几十年,又陆续在淮海路上的大新春、老人和、绿野饭店、大同酒家、远香居京菜馆等饭店担任厨师、总厨。

      回过头来看我做大厨的这段经历,由于淮海路一带饭店云集,附近戏院、剧场众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局也在那里,不少海上闻人、文艺界演员都曾是我们店里的老吃客,其中就有盖叫天、赵丹等人。

      鸿兴馆里“学生意”

      1959年,我被分配到鸿兴馆“学生意”,一年后满师。鸿兴馆位于淮海路普安路交界处,就是如今的中环广场那一带。当时鸿兴菜馆的菜价走的是平民路线,最贵的松鼠黄鱼才卖一元八角,便宜的像炒面、汤面、生煎馒头也不过一角二角。鸿兴馆是一家兼营炒菜和点心的“混搭”饭店,每天早上6点不到就开张,一直营业到第二天凌晨,既做早点心、下午点心、夜宵,也做正餐时间段的午市和晚市,总共要做五个档口。在那里,我一做就是近10年。

      每天天还没亮,鸿兴馆的排门板就打开了。不到7点,生煎馒头窗口总会排起长龙。有一次,我在店堂里做开市前的准备,只听到外面排队买生煎馒头的队伍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笑声。凑热闹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排队客正在互相“骂山门”,但也不是真吵架,骂的人和听的人,脸上都是笑嘻嘻的。再仔细看看,可把我和同事们给乐坏了,原来他们正是上海滑稽界的台柱演员文彬彬和范哈哈。

      说起文和范,那时上海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们自编自演的《三毛学生意》在电影院公映时,几乎场场爆满。至今我还记得,文彬彬和范哈哈一个挤在队伍的前头,一个来晚了便挂在队伍末尾,两人叽里呱啦、你来我往,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就连做生煎馒头的师傅也光顾着看滑稽,差点把生煎馒头给烧过头了。据老师傅讲,这两位滑稽界的泰斗,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经常来这里排队买生煎馒头,都是好几十年的老吃客了。

      除了生煎馒头,鸿兴馆的炒面也相当好吃,“闻上去喷喷香,咬起来有筋道”,尽管是起油锅炒出来的,但吞下肚不会觉得油腻。新中国成立初,大世界、大众剧场、共舞台生意都相当不错。每到晚上九十点钟,附近剧院夜戏散场了,鸿兴馆也迎来了当天的又一个就餐高峰,而且大多是冲着炒面来的。就连北方籍的京剧武生泰斗盖叫天也喜欢这里的炒面,可见炒面师傅沈朝丁的功力真的很不一般。盖叫天在离淮海路不远的东湖路有处住宅,只要他人在上海,便隔三岔五地差人专门来买几份炒面带回去,而且雷打不动一定是粗面加鸡丝浇头。有几次,老先生竟然亲自到鸿兴馆来了,当时那个阵势,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他和家里人是坐轿车过来的,老先生身穿老式中装长袍,戴顶皮帽子,一个人大步走在前头,后面紧跟着五六个家人。进入大堂,老先生坐到面朝南的座位,一言不发,其他人围坐在边上,都不敢吭声。等到菜和炒面上齐了,只要老人家不动筷子,不发话,家里人便一动也不动……

      客观地讲,当年逛饭店、下馆子其实并不是一件稀罕事,普通老百姓量入为出,还是消费得起的。不过路边小吃摊物美价廉,更受市民欢迎。记得当时,我离开了鸿兴馆,调到太平桥的“大新春”酒楼工作,店对面就是著名的太平桥小吃摊(这里如今已被改造为太平桥绿地中的太平湖景观区)。

      那时候,光顾“路边摊”的小吃客中,也不乏名人面孔。有几次,我就撞见电影演员陈述骑着辆破旧的“老坦克”,跑到一家小吃摊位上,笃笃定定坐下来,优哉游哉地呷着花生米,惬意地咪起老酒。后来,我听摊位上的一位师傅讲,陈述还做了一回伯乐,把一位胖胖的女服务员介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参加体育题材电影《球迷》的拍摄。当时我还专门跑去看过这部电影,那位女服务员演得真不错,她在戏里和当时的名演员关宏达搭档,演一对“大块头”夫妻。

      “老人和”与大同烤鸭

      “文革”当中,我告别“大新春”,来到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老人和”菜馆。“老人和”是在1800年(清朝嘉庆年间)开办的。最早的“老人和”开在老城隍庙一带,叫作“人和”。大约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战乱,老板便将菜馆搬到了法租界的淮海路一带(位于今天的金陵中路龙门路口),改名“老人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人和”基本维持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旧貌,一楼和二楼桌椅不同,楼下是长条凳,楼上是一人一座的太师椅。一楼走大众家常路线,类似于今天的快餐。楼上的菜式要精致许多,都是师傅一道道精心制作、慢烹热炒出来,味道自然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了。

      当年,带我的老师傅们都有几道叫得响的看家绝活,譬如说炒鸡腰、红烧秃肺、醃川、煎糟等等,但当年这些菜如今几乎绝迹了。就拿炒卷菜来讲吧,这里的卷菜可不是现在的卷心菜,而是野生青鱼的肠子,厨师起高火加热油,恰到好处地把鱼肠子炒成卷曲状,口感好,味道灵,让吃客真是回味无穷啊……

      “文革”结束后,我又调到了大同酒家。讲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你这个厨师怎么动不动就“跳槽”呢?其实,当时淮海路上的绝大部分饭店都是国营性质,统一划归卢湾区饮食公司管理,不管你是“老人和”的厨师,还是大同酒家的厨师,说到底都是同一家公司的职工,各饭店之间的人员流动也是很常见的。

      大同酒家作为一家老店重开的粤菜馆,当时已经有了近50年的历史。店里最知名的一道菜,是港式的果汁烤鸭,这道菜后来还评上过全国大奖。要知道,当年淮海路上的众多饭店中,也就只有“老人和”的糟菜拿到过同等级的荣誉。

      上世纪80年代初,不少在“文革”动乱中受到不公待遇的艺术家们陆陆续续得到平反,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当时,经常来大同酒家买烤鸭的吃客里,有一位唱滑稽的名家杨华生。说起来,这位老先生还真是蛮有意思的。烤鸭在出炉后,都是一只一只挂在熟菜间里,吃客们在购买时可以透过玻璃,根据鸭子的大小、卖相进行挑选。

      可能是杨华生来的次数多了,熟菜间的切菜工都知道了他的喜好,总是很默契地为他精选一只卖相最好的鸭子,用刀切成小块,包装好后,笑眯眯地递给他。有好几次熟菜间换了人,杨老先生一见是陌生面孔,便把脸凑近小窗口,又生怕对方看不清楚,再补上一句:“侬晓得我是啥人哇?”言下之意就是,我是杨华生,请你帮我挑一只好一点的鸭子……

      赵丹也曾多次光顾过大同酒家。他应该算是名气很响的大艺术家了,但真是很朴素,也很低调。那时候他大概60多岁,看上去身体不是很好的样子,但每次都是一个人过来,也不见有小辈陪着。我特意留心过,他来去都是乘26路公交车。在我们饭店,只要赵丹来,服务员都会主动安排一个小包间,让他静静心心地坐进去吃菜。

      说起来,当年赵丹点的菜其实也没啥特别,无非是一些口味清淡的冷热小炒,记得他还很喜欢大同的招牌汤——香菇凤爪汤,每次来都是必点的。赵丹最后一次来大同吃饭,是1980年夏天的事情,之后没多久,广播里就报道了赵丹去世的消息。直到现在,我还时不时地记起当年那个穿马路走到26路车站的身影,想起大同酒家的小包间里那一碗香菇凤爪汤……

      (摘自《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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