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与弟子回忆周小燕:挂在嘴边的 永远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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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燕和廖昌永

　　昨天上午11点，周小燕先生的家中，前来探望的学生络绎不绝，但每个风尘仆仆赶来的人在踏进大门的一瞬间，都不由自主放轻了脚步。周先生的灵堂就设在进门的客厅处，照片上的她，一身旗袍，披着白色的纱巾，在绿色帷幔的背景下，从容优雅地微笑着，就像往常一样，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些她花了一辈子时间教出的学生们。
　　不一会儿，儿子张本回来了，从凌晨母亲过世到中午，他只休息了不到一个小时，神色间难掩疲惫。他透露，住院期间，周小燕最惦记的还是学生，“她一直在说，我要回去教书。直到后来，她知道自己实在教不了，就把李秀英叫了过来，把还在教的几个学生托付给她。然后，两个人都哭了。我想，她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再也不能教书了……”
　　儿子张本：“母亲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学生”
　　在张本的记忆里，家从来不是一个私密的地方，绝大多数时候，这里围满了母亲的学生。每到这个时候，父亲便带上门，同两个孩子在卧室里偷着玩。长大后，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张本每每请假回国，母亲依然是在上课、上课、上课。起初，他也有过抱怨，但后来想明白了，“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这就是她的特点”。每次，他打电话回家，母亲挂在嘴边的，永远都是学生，“一个电话有时候一个小时，她都在那里说这个星期又教了什么学生，她的歌剧中心又在排什么节目……其实很多学生我们都不认识，但只要听到她说这些，就知道她的精神还好，我们也就放心了”。
　　在张本眼里，母亲是个很朴素的人，但非常重视自己的仪表，在家里，她会化上淡妆，甚至穿着高跟鞋，“即便住院期间，她每天起床还是会梳头、化妆，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后来实在病得严重，才把假牙拿下来。以前，即便是我们这些子女，都没有见过她不带假牙的样子”。
　　父亲去世时，张本看母亲一个人在上海怕她孤单，就问她要不要跟着自己去国外生活，她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我去国外做什么呢？替外国人培养学生吗？那我不干的！我的学生，都在中国”。张本知道，母亲是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这辈子最热爱的事情在做，“所以我们有时候回来，看到那么多学生围着她，就觉得她这些年的付出，都值得了”。
　　尽管一辈子都把心思都放在了学生身上，母亲仍然是张本最温暖的依靠，“我在国外，如果丢了工作，或者有些什么开心不开心的，都要打个电话回去和她说一说。我也知道她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但总觉得上海有个家，这里有个妈妈在”，说到这里，张本停了停，双唇微微颤抖道：“她一走，我就好像断了根，没有了着落一样。”
　　生活助理张彩玉：“我想不起先生不工作的样子”
　　在周小燕的晚年，有一人，和她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学生和儿子加起来都要久，她就是周小燕的生活助理张彩玉。“26岁起，我就来到先生身边照顾她，今年已经42岁。我跟着先生已经16年了，她把我当女儿看待。”昨天，张彩玉忙前忙后，为周小燕的身后事不停奔波，从她的神色看来，她们之间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
　　在张彩玉眼里，周小燕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几乎年中无休，有时候年初一都有学生来上课，“我几乎想不起先生不工作的样子，每天11点多，我做的菜饭都凉了，催了又催先生才放课”。
　　病榻前，张彩玉一直陪伴先生左右，“只要有学生过来，我们从她的眼神就可以看出，她很激动，监护器上的心跳也会加快。后来，有学生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看先生，我实在没办法答应，我说你们一来，先生的心跳就跳到140、150”。
　　不仅在最后那段时间，从张彩玉照顾周小燕的第一天起，她就为了这个有时像孩子一般的主人，头疼不已。她告诉记者，每次去医院，周小燕都要和医生斗争一番，“她说，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我不能把时间耗在医院里”。去年5月7日，是医生安排周小燕住院的日子，她还是坚持在家里把学生教完才去医院，还在下个礼拜又排了课，“她一直以为自己去一去医院就能回来”。
　　学生魏松、廖昌永、韩蓬：“她在品德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近年来在中国歌剧界初露头角的男高音歌唱家韩蓬，2007年起跟随先生学习。昨天一大早，在得知先生逝世的消息后，他立刻赶到了周小燕的家中。他坐在这个无数次和老师共度时光的客厅里，看着角落里盖上了布的钢琴有些发呆，“她更多的时候像一个妈妈，好几次上课上到11点40分，她就留我们吃饭，我们一边吃，一边谈天开玩笑，一点不像师生。”但先生也有严厉的一面，一年半前，韩蓬举行独唱音乐会，周小燕赶来捧场，“她特地叮嘱我们，不要跑范儿”，没想到，这就是韩蓬最后一次和先生见面。
　　晚上7点，歌唱家廖昌永也赶来了。事实上，早上9点43分，原准备参加全国两会的他就登上了回沪的飞机。但一下飞机，他先去了龙华殡仪馆为先生3月10日的追思会做筹备工作，直到暮色低垂才有空过来。他向记者回忆起了和先生相处的点滴，“周先生对于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出名的还是普通学生，不管是谁，不好她都会批评”。一年里拿下三次国际大奖后，廖昌永曾有机会在国外发展，但周小燕却劝他留在国内，“她希望我能为祖国的歌唱事业多做些事情。事实证明，这个选择非常正确，我感谢恩师”。
　　同一天，和廖昌永一样从北京匆匆赶回上海的还有周小燕的“大徒弟”魏松。1973年，18岁的魏松是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入上海音乐学院的，“我进入音乐学院时是男中音，第一次唱给周小燕老师听时她说，‘你不是男中音，是大号的男高音’，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上飞机前，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40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从她身上，我不仅学习了声乐知识，更学会了如何教书育人。她在品德上对我们要求很高，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魏松眼里，先生的一生可谓辉煌，但做人却低调而睿智，“我在做《燕子之歌》的时候，和周先生提起要做一部原创歌剧，她高兴得直说好，可一直听到主题写的是自己，却连忙说，‘不妥不妥，我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但我和她说，您的一生应该让大家知道，再三劝说下，她只好说，‘那好吧，我就向剧中的周小燕学习吧’”。
       来源:解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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