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的80后“打虎女将”高玉洁,已转任中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副主任。
“政事儿”注意到,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主管的《紫光阁》杂志,今年第8期刊发了高玉洁的人物报道《为朗朗乾坤海晏河清而奋斗》,透露高玉洁的职务为中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副主任。
高玉洁出生于1981年9月,2015年担任中纪委案件审理室调研处处长时,曾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
当时,《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称:至2015年4月受表彰时,高玉洁已连续14年奋战在纪检监察案件查办和案件审理一线,先后参加了16起中央专案和中央纪委重要案件的调查工作以及200余件各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04年被评为中央纪委监察部青年岗位能手;2007年荣立集体一等功;2011年,经中组部和人社部批准,被中央纪委等八部委授予个人二等功。
去年5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在头版刊发了高玉洁的文章《坚定源于自信》,当时,其职务为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第六纪检监察室联系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四省市。
“政事儿”注意到,设立“审查调查室”是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省级纪委监委等机构采取的新举措。
据中纪委官网:监察体制改革后,各地监督对象均出现大幅增长。以改革为契机,各地持续深化“三转”,把监督放在首位。如湖南省在机构、职数、编制“三个不增加”的前提下,把力量向一线倾斜,并探索执纪监督室、审查调查室“前后台”分设;江苏省纪委监委设立22个内设机构,其中13个为纪检监察室,含5个执纪监督室、7个审查调查室、1个技术保障室。
此番《紫光阁》杂志刊发的报道表明,国家监察委成立后,中纪委国家监委也设立了审查调查室。而高玉洁则走上了中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二审查调查室副主任岗位。
此前,《中国纪检监察报》和高玉洁发表的文章《坚定源于自信》中,讲述过高玉洁的办案故事。
“高玉洁经常连续数月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生病时也坚持轻伤不下火线”,曾在大年除夕继续办案,约谈过领导干部;举办婚礼前夕,紧急被通知参加某重要专案,由于工作紧张及保密需要,她没有参加婚礼,将爱人一人留在了婚礼上;爱人援藏前几天,又一个重大专案开始了,面对家中孩子幼小、老人身体不好等困难,她仍旧选择了服从指挥。”
“政事儿”注意到,《紫光阁》杂志刊发的报道,再次提到,爱人援藏前几天高玉洁的选择,“如果让高玉洁回顾五年来的工作,她的思绪首先会定格在2013年上半年的一个周末,一位老领导打来电话,想抽调她上专案。她有些犹豫,因为爱人已经接到了援藏通知,刚将孩子的爷爷奶奶接到北京几天,四岁的孩子刚开始不再哭闹,她要一走,家里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但作为纪检监察干部,专案就是命令,她立刻收拾行装上专案。只是,这一上,一仗接着一仗,打了整整五年。”
五年间,高玉洁参加的专案组共办理中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数十件,“曾经有人问过高玉洁,你们的工作怎么那么神秘?平时是不是特别‘带劲’?高玉洁心里明白,专案组的工作除了保密纪律异常严格外,并不像电视剧里的侯亮平那样威风神勇,也少有灵光一现、水落石出的时刻,更多的是依靠繁重、细致、艰苦的摸排分析,反复求证,一点一点接近事实真相”。
据报道:一次调查中,多名企业主反映,一名领导干部曾要求他们投资一只基金,但企业签了合同,把钱打过去后,过段时间就被告知投资失败,钱无法收回。工作人员调查发现,与这些企业主签合同的是不同的公司,这些公司又将钱转往不同的账户,有的一笔钱转账几十次,有的一笔钱呆在账上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也有同志提出,这应该是正常的理财业务或投资失败。但高玉洁和同志们研究后判断,只要它是贿赂款,无论如何辗转腾挪、隐匿踪迹,总会露出马脚”。
跟踪数年,终于,账户中的钱慢慢开始集中,背后的操纵人浮出水面。经查证,这个人就是该领导干部的亲属,她凭借领导的权力以私募基金的方式敛财数千万元,自认为有合同经营为幌子,又有足够的耐心观察风险,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
有一名领导干部,被审查后对抗心理强烈,谈话人员反复给他讲形势、讲政策、讲纪律、讲事实,但效果一直不好。“高玉洁和同志们深入细致地分析其心理。他从一名普通党员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错误非常严重,但也有过奉献和辉煌。面对组织的审查,他有对未来的恐惧、害怕,有对家庭的担心、愧疚,也有对处境的不甘、不平,甚至还有一些对组织的埋怨。复杂的心理让他的情绪起伏很大,面对谈话人员,时而蛮横强硬,时而沉默哭泣,但始终拒不交代问题”。
据报道:“高玉洁和同志们带他一起回忆青春时代,重温当年的入党志愿书,唤起他对‘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忆。当高玉洁谈起他年轻时为抢救国家资产,不顾个人安危,在冰天雪地中连续高强度工作十几个小时,工作结束后全身僵硬,被同事从工作台上扛下去的事迹时,这位曾经的领导干部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组织向他宣布开除党籍的时候,这位外人眼中的硬汉嚎啕痛哭,表现出了无比的悔恨和对组织深深的依恋。”
“政事儿”注意到,《中国纪检监察报》曾报道:由于与孩子聚少离多,高玉洁总是随身带着一套孩子的学习教材,能抽出点时间就抓紧做些辅导,弥补些做母亲的职责。
《紫光阁》杂志的报道也提到:高玉洁从来不敢轻易答应孩子带他出去玩,也不敢许诺陪家人过个周末。有几次援藏的爱人回来探亲,高玉洁就在北京当地,却因工作不能回家,只能让爱人带着孩子到工作点附近见上一面。“相见时难别亦难。有时候,她很感慨,真正遥远的距离不是从西藏到北京的3700多公里,而是从工作点到家的几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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