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在秦城监狱的日子 (下）

邗沟边的一棵树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阎宝航全家照


“不交代拉出去枪毙！”

    我的特嫌问题似乎“无文章”可做了，但针对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莫须有的“揭发”接踵而来。各式各样的专案组都到秦城来提审，企图从我这里找到“突破口”，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审讯并没有停止。
    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的组长（不知道他是不是组长，姑且称之）蛮不讲理，胡搅蛮缠，毫不懂政策，看样子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军官，却装出一副大官的模样，真是令人恶心！
    本来，审讯室的桌子上已给专案组摆上了茶杯，但这位组长来后，看也不看，从自己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又长又大的玻璃瓶，用手绢擦了又擦，然后用眼睛仔细看了又看，再掏出一个信封，倒出几片茶叶，用水冲开，再品尝几口，才抬起头来，看我几眼，然后发问，你是阎明复吗？我说，是。他问，你是中办翻译组组长吗？我说，是。他问，你认识陆定一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给陆定一当过翻译吗？我说，没有。他说，陆定一当时是中央领导人，你怎么可能不给他当翻译。我说，没当就是没当，我们只为常委服务。他问，你给尤金当过翻译吗？我说，当过呀。他说，那陆定一同尤金谈话你一定当过翻译啦。我说，没有，毛主席接见尤金我当翻译。他说，不准你提伟大领袖！我说，你问我给尤金当过翻译没有，我才提到毛主席。他喊了起来：你没有资格提到伟大领袖，你再抵赖，拉出去枪毙！我说，枪毙我也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他这样胡搅蛮缠地喊了半天，只能无奈地收摊了。
    过了几天，我的专案组来了。我对他们讲了陆定一专案组提审的情况。他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讲假话。要相信党的政策。
    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又来提审，还是老一套，“不交代就拉出去枪毙！”“坐一辈子牢！”等等。我只是一句话：我从来没给陆定一当过翻译，我不能讲假话。气得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应该说，审讯的过程是考验人的良心、勇气、信念的过程。在审讯中顺着提审人的“诱供”，“讲假话”、“乱咬人”可能是恢复自由的一个机会。对于一个被关押在暗无天日的独牢里的“犯人”，没有比“马上恢复自由”的许诺更具有诱惑力了，但是要付出“讲假话”的代价以及由此而产生严重的后果，殃及的将不仅是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可能使更多人遭到诬陷！面对“检举揭发，立即释放”的诱惑，面对“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胁，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讲假话”的念头。坚持不讲半句假话，在艰辛漫长的囚禁生涯中，倒使我心境豁然。
    “四人帮”被打倒后，对专案办公室的人员进行了审查。组织上找我了解我接触过的专案组的表现。我说，审查我的专案组讲政策，实事求是。而最不讲政策的、胡搅蛮缠的就是审查陆定一的专案组。
    若干年后，陆定一陆老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时，我去看望他老人家，谈到“文革”时期的专案组时，陆老气愤地说，这些家伙坏透了！

熟悉的咳嗽声

    1968年四五月间，我偶尔听到十分熟悉的咳嗽声，真像我父亲的声音。但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谁能想到，这位对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人竟然也被关进秦城监狱，竟然也成了我的难友！父子同狱，中间只相隔二十三个人：父亲的代号是67100，而我的代号是67124。
    “文革”后才知道，就在我听到父亲的咳嗽声后过了没几天，备受折磨的他老人家就含冤离开了我们。
    与世隔绝的监狱，也是特殊人群聚集的特殊空间。在独牢中我看不见他们，只能从时隐时现、断断续续飘来的各种声音中来辨别“谁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为难友的命运惋叹。那冥冥中传来的老父亲痛感至心的切肤之声，多少年过去了，还在心里、还在耳边，还在那些艰辛苦涩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