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0日 吴重生)
每次从北京回到南方,回到那个旧时的村庄,我都不敢事先告知年逾七旬的父母。因为一打电话,他们马上会忙乱起来:父亲想去割几棵他亲手种的蔬菜,母亲想着要做几碗我最爱吃的柴籽豆腐。
在忙完了这一切之后,父亲会站在上坡路的路口,朝路的尽头眺望。有时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村口的松梅岭是通往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因为坡度的缘故,每次回老家都像是一次“登高之旅”。
父亲中等偏高个,生得慈眉善目,额头的皱纹里仿佛盛满了晶亮的浦阳江水。他衣着朴素而整洁,头发灰白而稀疏,双目有神,说起话来声如洪钟,走起路来脚底生风。虽已年近八旬,但背不弯,眼不花,身板硬朗。
父亲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是长兄。因劳累过度,祖父壮年早逝,又因曾祖父早年在爬山时摔断了腿脚,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便压在了年轻的父亲身上。
我们家是通济桥水库第二期工程的移民。通济桥水库位于浙江腹地的浦江县前吴乡,水库建成后,父亲被乡亲们推选为仁忠坞生产队队长。当时村里的孩子们每天外出读书必须乘船,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为此,父亲和其他村干部商量,积极筹建民办朱仁小学,校址就选在仁忠坞村,将村里的一个旧厅堂改建为教室。1968年9月,朱仁小学正式开学。两年后,父亲和村里的青壮年们出工出力,建起三间平房作为校舍,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到了1972年,管理部门决定完善水库工程,将溢洪道加高三点四米。而立之年的父亲,响应政府号召,带领一大家子人,开始了从山区到平原的迁徙之路。通济桥库区淹没土地八千九百余亩,迁移包括仁忠坞在内的十七个自然村,库区移民为造福后代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我的六个姑姑先后嫁人,四个叔叔则随着我父亲在新村驻扎下来。新村创业虽然辛苦,但一家人兄友弟恭,其乐融融。乡亲们有什么事,需要帮忙,父亲几乎有求必应。
父亲拉得一手好二胡,农事之余,在弄堂口的石凳上一坐,悠扬的二胡声便从他的指缝间传扬开来。不知不觉,身旁便会集聚几位乡亲。大家凝神静听完,便开始谈天说地。除了拉二胡,父亲还会讲故事,林冲、程咬金、秦琼之类的人物,都在他的脑海里装着。这些故事均以仁义忠孝为内核,我从父亲的故事里仿佛找到了“仁忠坞”村名的由来。当年一个仅有三十余户人家的小山村,人人皆以“仁忠”为训,与本县郑氏家族的“孝义门”遥相呼应,可见儒学对于江南乡村的浸染之深。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种过茉莉花,养过鸭。后来,父亲被一所高等技师学院的领导看中,被招聘到学校专职管理苗木,这一管就是八年。他不但把整个校园的苗木都侍弄得生机勃勃,而且潜心钻研苗木种植技术,很快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
2006年,国家出台库区移民补助政策,父亲很高兴,常常念叨:“国家没有忘记我们。”过了七十周岁,父亲领到了一张“老年卡”,乘坐公交车免费。闲不住的父亲便约了村里的两三位同龄伯伯一起去逛“新农村”。老人把附近的村落逛了个遍。有时候还自带干粮,去邻县逛逛,活动半径在五十公里之内,当天来回,乐此不疲。回家后,向母亲一五一十地讲述白天的所见所闻,为父亲晚年生活一大乐事。
前年,父亲卧床了三个月,不是因为生病,而是因为“管闲事”。那天,父亲进城买菜,见菜市场进口处有一辆乱停放的摩托车倒在地上,他便顾自上前,想把摩托车挪到停车棚里。因为摩托车上了锁,需把整台车提起来,方可挪动。没想到一使劲,闪了腰,导致腰椎受损,倒地不起。毕竟是上了岁数的人了,这一受伤,使父亲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
父亲一辈子与庄稼为伍,沉默得像一块泥土。泥墙上爬满青藤的老宅,就像每天都会照射到墙上的朝晖和晚霞,虽无声,但有光,默默地陪伴着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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