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7月16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在每个小家庭中，培养出于己、于人、于家、于国的楷模，最终推动民族和国家的不断前进，是家风传承不变的目标。
■本报记者 雷册渊 整理
连日来，一场名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的档案展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自今年5月28日正式开展以来，已经吸引了近1.1万人前来参观。
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家族合众而居，良好的家风对维护家族秩序至关重要。而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大，曾经几世同堂的大家族慢慢变为一个个散落的小家庭，家风传承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家风从何而来？家风在“小家庭时代”的语境下式微了吗？又该如何传承呢？
古人以家训正家风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里，“齐家”强化了个体的修身，也是筑实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而达成“齐家”的目标，就需要在家庭或家族内部涵养良好风尚。
家风，也称“门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在世代累居、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和道德面貌。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家族合众而居，良好的家风对维护家族秩序至关重要，也会提升家族的社会形象。
“人必有家，家必有训。”作为家庭或家族内部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家训成为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也是家风传承的载体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家训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关于家训的说法很多，有人做过统计和专述，有包括家范、家戒、家教、家规、家法在内不下70种说法，然而其中被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还是“家训”。家训的形式有很多种，如训诫、遗言遗训、书信、诗歌格言警句、著作等等。
中国古代流传下的家训到底有多少？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毫不为过。从先秦到明清，那些具有广泛代表性，又是经典中的经典的家训，即使是在现代也仍然声名远播。如周公旦的《诫伯禽书》、司马谈的《命子迁》、诸葛亮的《诫子书》、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李世民的《诫皇属》、包拯的《包拯家训》、欧阳修的《诲学说》、袁采的《袁氏示范》、朱柏庐的《朱子家训》、李毓秀的《弟子规》等，不胜枚举。除此而外，还有近年来广为人们所称道的《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等。
《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包含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天下风云变幻，几番改朝换代，曾家数代却无一废人，未出一个纨绔子弟，这与曾国藩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以书信传承家风闻名的，还有著名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傅雷家书》摘编了他们从1954年至1966年5月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186封书信，其中最长的一封信有7000多字。信中的内容，除了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灌输一个艺术家应有的高尚情操，让儿子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传统家风经历了三次挑战
事实上，家风的概念是中性的，有优亦有劣。家风的优劣对家庭乃至整个国家的兴衰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案例不胜枚举。就这样传承了千年的家风，到了近代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古时，家风是以儒家文化与封建家长制为基础的，但在20世纪初，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引发了狂飙突进的反传统热潮，封建家长制在中国受到空前激烈的批判。
当时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有一句名言：“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在这样的大潮中，封建家长制自然被视为“旧俗”之列，应“以革命去之”，之后，家庭也被株连，被视为革命的障碍。
五四运动时期，《三纲革命》《家庭革命》之类的文章大量出现，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所以主张取消家庭制度。例如刘师培以“申叔”署名，在《天义报》上发表的《毁家论》中说：“欲开社会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主张个体家庭的解体，而是反对封建家长制，倡导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关系。这次批判首次动摇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的权威地位。
20世纪中期，受到“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传统文化中家风的基础再次受到挑战和动摇。
直至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除了社会的市场化，还带来了家庭的市场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指出，当代中国家庭的价值体系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随着祭祖习俗的消失，农村父母亲的权威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子女的经济理性进入家庭，这集中表现为婚嫁时力图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他们在争取尽量多分割家庭财产的同时又不愿承担养老责任，从而造成农村的养老危机。传统家风，在金钱的裹挟下渐渐无所依附。
小家庭时代，家风式微了吗
“至今，家风有多少仍然有价值的内容？”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首席专家陈延斌，曾在一个文化节目中被这样问道。
“85%。”他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事实上，传统家风家训里，真正的封建糟粕不多，而家风文化中的许多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等，至今仍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他说。
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中，“齐家”是一个具有连接枢纽功能的环节，也是中国家风文化得以形成的一大原因。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大，曾经几世同堂的大家族慢慢变为一个个散落的小家庭，家风传承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家风教化的责任由宗族的“大家长”转向小家庭的核心成员，背诵家训家规的教化手段也不再常见。
同时，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生存竞争的加剧、也包括金钱至上观念的泛滥，让不少年轻人时常感到父母的人生经验不足以帮助自己应对现实，也给家风文化带来了冲击。
但是传统家风所依托的古代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其涵括的道德意识失去了合理性，也并不意味着家风建设失去了必要性。在良好家风的陶冶下，小家庭将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细胞，从而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所裨益。如何结合现代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当代核心价值观，有针对性地推动家风建设，成为一个关键性议题。
作家冯骥才认为，要坚持中国传统儒学精华，吸纳西方人文主义的有益部分，去芜存菁。例如，“在传统的东方文明中，认为年轻人尊敬老人特别重要，而在现代社会里，晚辈尊敬长辈的同时，长辈也应对晚辈讲究人格上的平等。”
如今，家风在新的家庭结构之中传承，家风的建设和维护也应站在一个多元开放、民主法治的时代基点上，结合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注入新的内涵。在每个小家庭中，培养出于己、于人、于家、于国的楷模，最终推动民族和国家的不断前进，是家风传承不变的目标。
（本文综合自《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文明网、凤凰新闻客户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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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6 12:3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