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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 吴海勇/上观新闻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开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题为《论持久战》的演讲，历时9天。就在第一次开讲不久，毛泽东出人意表地“宣布”了党的成立纪念日：“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事实上，当年举行的抗战周年及中国共产党17周年纪念活动采用的是7月1日到7月7日纪念周时间区间，除了明确“七七”是抗战周年纪念日，并没有明确“七一”的历史定位。但在此后两年，“七一”纪念日在党内渐成共识。1941年6月底中国共产党发布《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确“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确定“七一”是党的成立纪念日，凡此构成党的“庆生”之源。那么，毛泽东作此决策的历史情境又是怎样的呢？
共产国际为何要为中共成立15周年举办庆祝活动？
谈到“七一”纪念日的确定，就不得不提共产国际为中共成立15周年举办庆祝活动。
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举办庆祝活动，首先基于这个伟大政党历经艰难困苦所作出的伟大业绩。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与英勇牺牲震撼了国际共运。作为除苏联之外唯一拥有自己军队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局部执政，又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砺考验，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业绩足以傲人。适逢共产国际“七大”对国际共运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布“八一宣言”，被树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榜样。会后，共产国际决定翌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举办纪念活动。1936年6月至8月间，相关庆祝活动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还要求诸国共产党举办“声援中国人民日”等活动，8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随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发去贺电。相关举动在国际共运史上均属首次，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活动破题。
但是这场意味特殊的纪念活动，包括共产国际的贺电，并没有触动中国共产党在翌年举办相关纪念活动。1937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宣称：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报告虽未明确将“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但在这一天作关于中共党史的报告，确实颇有纪念意蕴。
一次特殊的采访让弄清党的创建史变得势在必行
而就在这一时期，一次特殊的采访却在客观上使对党的创建历史进行正本清源变得势在必行。
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宣传封锁，中共中央通过向宋庆龄吁请，终于促成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近10个月后，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也来到陕北。西方记者报道“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国际的正面影响。斯诺夫妇采访了中共高层领导毛泽东、董必武，在涉及个人生平时自然谈及中共创建与中共一大的历史情况。
显然，毛泽东与董必武事先并没有就此沟通，他俩有关中共一大开会时间的记忆各有表述。毛泽东对斯诺追述：“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董必武同海伦·斯诺会谈，如此说到他参加的中共一大：“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的“五月”说，可能记的是当年农历。中共一大原定在6月中旬召开，而那年7月5日是农历六月初一。不过，因为等待各地大会代表到齐，中共一大迟至7月23日始正式召开，那天是农历六月十九，因此说“五月”就不是很准确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根据斯诺的记述，毛泽东显然认同将中共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
从 “八一”纪念转型到“七一”纪念亮相，旨在引导共产党员“认识自己”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前期就十分重视发起组织各类纪念活动，有人作过梳理，这些纪念活动大体可分为对国际共运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的纪念，对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的纪念，以及对中共自身重大节日、重要事件与革命先烈的纪念三大类。其中，对“七一”建党纪念起到历史催化作用的，理应是“八一”建军纪念。
西安事变后，形势突飞猛进，国共二度合作的前景看好。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通知，决定广泛征集史料、编辑十年来全国红军战史，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诞生10周年。“八一”建军纪念日确立于1933年，但当1937年8月1日来临之际，延安却中断了数年来几乎持续举办的纪念活动。个中缘由不难理解，“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鉴于形势危急，及时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向全国郑重宣布取消苏维埃运动，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此后，着手推进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事宜。这种情形显然不适合再举行工农红军的建军纪念活动。步入1938年后，“八一”纪念重在凸显反帝与抗日的内涵，发掘“八一宣言”历史，强调坚持抗战、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
“八一”纪念转型对“七一”纪念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之际，军队实现重大的历史任务转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理应加强。诚如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六中全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至为关键，“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由此，确立党的成立纪念日，成为“认识自己”的有效举措。
毛泽东如何将记忆中的“五月”改为“七月”
在主客观条件逐步具备的情况下，只留下一个问题：毛泽东是如何将记忆中的“五月”改为“七月”的？
在毛泽东提出“七一”纪念日之前，除了董必武对斯诺夫人的回忆，中共一大代表的相关忆述以及相关历史文献也大多将中共一大锁定于1921年7月。然而，上述历史文献的影响极为有限。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作的党史报告中，均未确定中共一大召开于7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参与共产国际为中共成立15周年举办的庆祝活动，撰写发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明确写到那年“七月下半月”博文女校，同样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将此项庆祝活动推迟到8月。而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历史文献毛泽东无由得见，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董必武是当时延安除毛泽东之外唯一的中共一大代表，他的“七月说”可能影响毛泽东，但不应晚于1937年9月，因为那之后董必武长期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二人没有会面的机会。还有一种可能是，毛泽东在那两年读李达的辩证唯物主义译著，同时何叔衡的牺牲、张国焘的出逃叛党也引发了他一些感慨，这几位中共一大代表的不同际遇，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并重新激活了毛泽东的建党记忆。
无论是何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果断扭转记忆偏差，创造性地解决疑难问题，将建党的纪念日定于7月的首日。一年之中、新月之首，既照应中共一大开幕的当月，又便于记忆推广，高瞻远瞩，寄意深厚，很快为广大党员干部所接受。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题为《中共一大7月23日召开，为什么7月1日被确立为党的成立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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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 15:2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