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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6 10:16 来源：澎湃新闻 记者 沈河西
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回到1978年，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作家叶辛在1978年已是小有名气的知青作家，他还没决定是否回上海；作家陈丹燕在1978年已经在大学的课堂上；工人陈建华在那年没考上大学却考上了复旦中文系研究生，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在这年发表了《伤痕》——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叶辛：1978年我还是一个一文不名的小知青
1978年，也就是叶辛插队落户到贵州的第十个年头，由他编剧，谢飞、郑洞天导演的电影《火娃》上映，电影改编自叶辛1977年出版的小说处女作《高高的苗岭》，讲的是一个苗族孩子解救解放军侦察员的故事。电影虽然在1978年上映，但真要追溯起来，是三年前的1975年。
1975年冬天，叶辛的小说《高高的苗岭》已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打出清样，而那时谢飞要带六个从全国各个电影厂送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年轻（就艺术年龄而言）导演拍片，谢飞想找一个好的本子。当时的全国文艺界还在打走资派，要求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故事，身为革命元老谢觉哉儿子的谢飞不愿意，他想找一个不是这类题材的作品。谢飞找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文学编辑，那位编辑告诉他，手头上有一个稿子已经定稿，但还没出书，刚打出清样，要明年才出。谢飞一听就飞到上海，读了清样。看完清样之后，谢飞觉得这个题材不错，投资不大，故事也集中，于是他通过出版社的联系，专程飞到贵州找到当时正在小学教书的叶辛。
叶辛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花了几天时间就写出了剧本，两个人在贵阳最好的饭店金桥饭店住了半个月。谢飞还和叶辛一起去苗族聚居区四大寨体验生活。
叶辛还记得和谢飞一起从贵阳坐长途客车去四大寨的情景。“我们从四大寨出来，9点钟的招呼车，我们走到公路边，看到那个招呼车就在我们五六十米的地方开走了。再去县城搭车有五六十公里路，哪里走得了啊。没办法，就找到了一辆拖草的马车，跟师傅商量，给了他五毛钱一个人，就这样躺在马车的草堆上，坐了几十公里路到了县城”。
然而，拍电影在当年的贵州是一件大事，因为解放后三十年，贵州几乎就没有拍过电影，谢飞和叶辛的拍摄计划中途夭折。“当时四人帮派出的慰问团就给出版社和电影厂写信，说上海知青也有上百万，要培养一个小青年成为作家，竟然找了这么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当时公安局也搞不清楚，电影学院也搞不清楚，实质上就是不同意我搞。谢飞就回去了。”
这个剧本一直拖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就来找我了，他说这下扬眉吐气了，就拍了这个片子。”
1978年，电影《火娃》上映，《高高的苗岭》第二版印了17万册。1978年底，稿费制度恢复，叶辛拿到了《高高的苗岭》的稿费。“当时是低稿酬制度，千字两块五。出版社照顾我，看我没有一分钱，就给我开到了千字五块，《高高的苗岭》88000字，拿到444块。编辑还左一句右一句叮嘱我，71路公共汽车很挤的，不要被小偷偷了包。当年444块不得了啊，当时最大票额也只有10块。”
1978年，除了《高高的苗岭》重印之外，叶辛还出版了《深夜马蹄声》和《岩鹰》两部小说，而这两本书的稿费则是1979年才拿到。
“其实1978年的时候，我还是小知青。生产队没有工资，也没有单位给我发钱。”虽然是文学新星，但还是知青的叶辛并没有工作。
那一年，叶辛也没想过通过高考离开贵州。那是高考恢复的第二年，复旦大学到贵州来招生的老师找到叶辛，鼓励他报名，当时复旦在贵州的最低分数线是190。但那个时候的叶辛，只想埋头写小说，而且数理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因此他拒绝了。
然而，对叶辛来说，支撑他留在贵州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当时正在热恋中，女朋友也是从上海去的知青。“我爱人早早就工作了，她72年就是学徒工，75年满师了，自己带了几个小徒弟了。她一直在等我，我不能回上海。”
1978年，大批知青开始回城，千千万万知青为了争取回城的机会挤破脑袋。叶辛家里人也问他，要不要回。但问归问，家里人也知道，从1969年相识，两人已经相恋了十年。
“我家里人也知道她对我很好。那个时候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先工作的那个会先走，很自然就断了。”而在叶辛一无所有的时候，是女友对他不离不弃。
“我之所以在农村那样艰辛的环境里一直写东西，心是挺定的，因为我总觉得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对象在爱着我，男孩子总归有一种焦虑，不管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那我有了机会，就跑回来，这肯定不行的呀。”
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叶辛的女友不具备回上海的条件，因为当时政策规定，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再回城。
对于当年许多知青来说，回城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住房的问题。“如果你回来，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拥有几平方米的权利。但娘舅有娘舅的想法，叔叔有叔叔的想法，外婆有外婆的想法，甚至兄弟姐妹也有兄弟姐妹的想法。对于没有上山下乡的弟弟妹妹来说，也许当时是因为哥哥姐姐去插队落户才使他们有机会留在上海，但是他们毕竟也不富裕，肯定会有各种利益关系。因此法院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就是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怎么协调都行不通的情况下，只有写保证书，保证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上户口。”叶辛当年要下乡时，在“两丁抽一”（即兄弟姐妹俩，一个留，一个走）的政策下，兄弟俩可能当时会互相谦让，但是十年后再回来，同样是那个谦让的兄弟就有了计较。在《孽债》小说里，叶辛写了很多这类因知青返城引发的房产纠纷，尽管后来的电视剧版没有过多表现。
后来叶辛在贵州的日子顺风顺水，1979年调入贵州作协，成为贵州第一位专业作家，真正走进了工作岗位，但他平时依然与妻子居住在修文县的水电站。1983年从水电站搬到贵阳，住上四室一厅。有过十年的农村生活经验，叶辛觉得贵阳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他觉得就像“跳龙门”一样，已经是中产阶层。
“她母亲和我母亲来贵阳看我们。我母亲觉得和上海没有什么差别啊，日子过得蛮好的嘛，她们也没觉得我们非得要回来，她们是没有看到我们在农村的苦日子。”
叶辛也一直以为妻子的想法和自己一样，准备一直在贵州待下去。“她平时不吭气，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有一次，我跟她说，哪里哪里又要调我，被我一口回绝了，因为贵州对我这么好。但她说，有机会回去么回去好咧，窝在这里，我才知道原来她心里还是想回去。”就这样，考虑到孩子也要长大入学，1990年，叶辛从贵州调回了上海。
“都是往事啦，再过10年就半个世纪了啊，人世的沧桑，不知道多少巨变。”叶辛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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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7 16:3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