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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4日 文汇报 文/ 孙宽
记忆中过年的准备从一进腊月就开始了,我大约四、五岁就跟父亲一起去采购年货了。父亲采购年货的特点是面面俱到,鞭炮是一定要买的,然后还有什么大枣、小枣、黑枣、花生、芝麻、白糖、红糖、柿饼、冻柿子、冻梨……每一种他都要买一点儿,哪怕是几毛钱,他也想让我们都能尝一尝。最后他背着、抱着、提着的全是年货,都没有手牵着我了。 父亲总能把所有带去的钱都花光,即使就剩下两毛钱,他还要给我买两本小人书,最后剩下3分钱,也能买一张明信片。 一天只有一趟车连接两个县城,人多根本挤不上去。我是从大人一堆大棉裤中间钻上去的,父亲怎么上去的不知道,总之到家时一半的年货都挤丢了。父亲心疼这下子孩子吃不上了,母亲心疼买粮食的钱都让父亲祸害光了。母亲责怪父亲竟买些没用的东西,给孩子买张明信片是能吃啊还是能喝? 而我却爱不释手,摆弄着我自己选的这张西沙群岛,那个有大海和椰子树的地方可真美啊! 大人要算计着过日子,总是难熬。小孩儿眼里的日子总是有盼望,窝头虽然难吃,但里头可能有两颗大枣。花生最是好东西,若能吃上几颗花生,什么时候我都有过年的感觉。平时根本买不到,过年也只能买两斤,还撒了三分之二,但父亲总有办法。他先把花生炒熟了,把花生壳剥掉,一边剥,一边让我猜谜语:“麻房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我猜不出来。父亲说:你看着啊,“麻房子”,他剥开了花生的外壳;“红帐子”,他又把花生仁儿上的红衣剥掉了,“里面是不是住着一个白胖子啊?”父亲顺手就把这个白胖子给了我。我捧在手心上舍不得一口吃下去,又把白胖子掰成了两半儿,刚要把一半放进嘴里,父亲说:“等一下。”他又剥开一颗花生,也把白胖子掰开。把花生里面有钩的那一半拿起来,“你看这像不像一个老头?”我看看,是啊!花生一半有钩,另一半是个坑。神奇的是,有钩的那一半真的像个老头儿,还长着长胡须。 “来,我教你勾老头。”于是父亲和我,手里各拿着带钩的那一半花生,然后互相勾住,看谁的老头被勾掉了,赢的那个人就可以吃花生。我还没等开始勾老头,就把有坑的那一半儿先放嘴里了。勾来勾去每次父亲都是输,那几颗花生都让我一个人吃了。就这样,半颗半颗地吃到嘴里的花生似乎都分外香。 父亲把剩下的花生用擀面杖擀成花生碎。他再把买来的白糖炒成金黄色的糖稀,把花生碎倒进去,快速地翻炒,一边炒,一边加上少许已炒熟的芝麻,将炒成焦黄也炒出香味完全融合的芝麻花生糖稀,均匀地倒在涂了一层香油的平底锅上。软软的糖稀一两分钟就绷皮儿了,父亲拿刀横竖划成小方块儿,立刻把平底锅拿到外面雪地上冻几分钟。我穿上棉猴跟着跑到雪地里等着,好像恐怕它长了翅膀飞走,待父亲再把平底锅拿回来时,只见他轻轻地拿小刀和铲子一铲,一块块冻挺了的芝麻花生糖就掉下来了。 我赶紧拿一块跑去给母亲,父亲会说:哈! 我做了半天一块还没吃上呢。这种糖只能一下放到嘴里,若拿在手上就会黏黏的,说话间我手上一块已经开始发黏,黏黏的这块糖快点儿送到父亲嘴里。芝麻花生糖的口感实在妙极了,我把带着冰冻白气的糖放进嘴里,一入口的瞬间是又凉又脆,刚炒的花生和芝麻香气沁人心脾。我小时牙不好,嚼不了那么快,又怕凉,几秒钟过一下瘾,我还得把糖再从口里拿出来,慢慢地先舔它的脆皮,才咀嚼香脆的花生和芝麻。其实,越慢越能嚼出它的香味儿。 父亲去世后,舅舅也从北京给我们寄花生糖,但最好吃的花生糖还是父亲亲手做的。 过去农村也有卖窗花和剪纸的,我们家很少买。父亲特会做手影,他也很会给这些手影配音,小狗会说会叫,小兔子能跑能跳。母亲能很快根据父亲的手影戏,这么一叠,那么一剪,一会儿工夫,小动物的千姿百态就剪出来了。我用报纸学着剪,我剪得最好的是雪花、冰花。这些用烟盒纸、锡纸、糊墙纸剪的剪纸,都贴在墙上、门上,甚至屋顶上,小屋里立刻温暖生动起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盼到了三十,大年三十儿这天是最忙的。父亲忙着做年夜饭,母亲从年前就忙着洗窗帘桌布、床单被褥,一块抹布也不落下,最后还要把全家大小的衣服都洗干净。她总是一边洗衣服一边给我染指甲。母亲把秋天的指甲草用小罐子珍存,拿明矾和盐之类的东西腌上,涂抹时才捣成花泥。她用一根针仔细地挑在我小小的指甲上,晾半个小时后洗掉花泥,我的小手马上就粉红鲜亮了。染完指甲,母亲还给我烫头发。她用微微发热的火筷子,先把我的头发烫成卷儿,再用小卡子把每一个卷儿都别在头上固定住,保持几个小时定型后,再把卡子拿下来,头发就是卷卷的了。 吃完年夜饭,我们都换上干净衣服到山坡上的小学校去参加联欢晚会。晚会不大却也蛮热闹的,有一些猜谜语和游戏节目,不过没什么适合小孩儿玩的。母亲通常不去,她在家给我们包饺子,做年糕,准备初一早上吃的东西,再把我们最后换下的衣服洗了。父亲去猜谜语,多数他都猜得出谜底,总会有人跑来问他,老孙,这个谜底是什么? 除夕晚上好像特别漫长。全家人要一起守夜,父母轮流讲故事,母亲手上仍不停活儿,给我们搭配新衣服,最后给我们的皮鞋上都打上油。她说:脚底无鞋穷半截,初一早上全家都穿皮鞋去拜年。姐姐的很特别,棕色尖头鹿皮鞋。哥哥的是牛皮靴子,母亲托人在上海买的,连队的上海知青都羡慕得眼红,三十多块钱是当地人全家一个月收入,不知母亲储蓄了多久。我的猪皮鞋不太上光,但也是独一无二的极致奢华。 终于熬到了午夜12点,我通常是被叫醒的,母亲教我们互道“您过年好!”年这个怪物我总也没看见就跑掉了。一般互相贺年时我还迷糊着,但一道贺完我就马上清醒了,我熬着不睡也只为这一刻。年货能早吃,烟花爆竹绝对要等到此刻才能燃放。最有趣的是,我每天都要把它们摆出来数一遍,现在我也不明白这个“数数”的意义是什么,是怕它少了? 还是数一数日子就过得快一点呢? 我们家是极少买烟花的家庭,全家人到平时连队敲钟集合地去放,为安全,也为其他孩子共享。 爆竹声划破夜空的寂静,烟花在黑夜里朵朵绽放,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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