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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全国和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以后,四川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的遗留问题,并贯穿于这一时期知青工作的始终。
在优先解决老知青回城问题上,省委强调,在安排上要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在一两年内逐人落实;要下达专项指标,不受年龄、性别、婚否、文化程度的限制。经过从上到下的努力,全省在1977、1978两年招调知青回城40.2万人的基础上,1979年前11个月又统筹安排了知青16万余人,其中1972年底前的老知青安排了5.7万余人,占1978年底在乡老知青的78.7%。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插曲,就是1978年底前后在云南西双版纳垦区发生的支边知青“请愿”风波。四川作为动员组织知青到云南支边建设的重要省份,高度重视农场知青的诉求,率先提出全面解决支边知青回川的6条办法。到1979年12月底,四川赴滇支边知青中已回成都、重庆的有2.7万余人,占1978年底在滇支边知青人数的97%。
与此同时,四川还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涉及知青经费清理、解决已婚知青安排、办理知青子女户口、处理 病残知青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知青工龄计算,以及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这些成为解决知青后续问题的基本依据。
1980年9月6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原则同意后,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1981年12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划分留城和下乡的界限,也不再划分动员城市和非动员城市的界限。至此,在巴蜀大地进行了27年之久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落下帷幕。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四川151.47万知青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奔赴农村、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见证了四川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四川的艰辛曲折;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改变四川农村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胡耀邦1979年所指出的:他们是令人起敬的,要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本文刊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刊物《四川党的建设》杂志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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