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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最困难的岁月是怎么读书和思考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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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5 10:5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9-15 11:00 编辑

稿件来源: 团中央学校部

       导读


       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北京形成上山下乡运动高潮。1969年初冬,16岁的习近平来到陕北的延川县,开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队岁月。


       近日,中央党校策划组织的系列采访实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系列文章刊出后,引发网友热议。今天刊出其中一篇《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以飨读者。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问:

       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

       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


       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


       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问:

       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

       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


       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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