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爱珍 于 2017-8-28 09:37 编辑
七、贫困“经”难念
“贫穷人家劫难多”，这句话用在我们家庭，是非常合适的。在爸爸服刑和刑满留场期间，全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阖家团圆。到如今，爸爸虽然回来了，全家人还是又分成了两块。
我和二弟在兵团，爸妈和三弟在阜宁。想要家人团圆，依然是“望不可及”的事情。爸妈到农村后，就连原来菲薄的工资，也没有了。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收入，是非常惶恐的。这样的日子，也是异常艰难的。一日三餐尚且成了问题，爸妈的情感也出现了交流上的困难。
妈妈开始埋怨爸爸：不该在这个时候，轻易从北大荒回到苏州。真害得全家人，都下放到苏北农村这个更穷困的地方了。爸爸有苦说不出：回原籍不是他主动提出的。而是政府要求他们回来的，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别看爸爸经过了六年劳改、八年留场，可火爆的军人脾气一点也没“改造”好。好在专制的“夫权”思想少了一些，在讲不过妈妈的时候，就用其他问题和妈妈吵。比如说，三弟的姓“齐”姓“万”问题，就是他的“杀手锏”。
每逢此时，妈妈就成了哑口的葫芦，有苦也说不出来。其实，在爸爸被捕的时候，刚出生的三弟只有五个月多一点。等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避免父亲的政治影响，就改成了随母亲的姓。
说真的话，这样的改姓，对三弟来说，其实一点用处和好处都没有。他仍然逃脱和摆脱不了，他有个“反革命分子”爸爸的事实。因为那是一个什么都要讲政治、论出身的年代。
当时尽管并没有什么文件规定，我们家不是“人民”。但从社会制度到政治待遇，我们家庭的所有人员，从来都是被纳入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爸爸虽经六年“劳改”，留场就业八年，他头上那顶“历史反革命”的“四类分子”帽子并未摘除，仍然戴着。妈妈是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虽然她只是一名学校校工——那时称“差伕”，干的只是“摇铃、扫地、打开水”的工作，依然被清理出了“教育队伍”。
二弟的志愿，就是想当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战士。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使他永远地“从军无门”。
三弟从小就喜欢汽车，后来想学一个汽车驾驶员。也是家庭出身的问题，让他始终不能如愿。等到他能够真正开上所热爱的汽车，却是在改革开放、爸爸被宣告“无罪”的好多年之后。
我是一个欢喜读书的人，但是学校却不会接纳我。这里的主要原因，还是个家庭出身的问题。我只能依靠自学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文学素养。我的学历，将永远停滞在没有读完的小学中。而这一切，已经永远构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无法愈合的精神伤痛。
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只是一句政治上的宣传口号而已。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家发生的所有悲剧，都源出于此。我确实把这句口号，当成了真的人生之路来走的。
不断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也认为自己的“家庭出身”，的确是有罪于国家、有罪于人民的。为了抵赎我与家庭的这份“罪孽”，我始终严苛地要求自己：吃他人不能吃之苦，忍他人不能受之罪。在世界观的确立之路上，勇于剖析自己，做敢于担当之人。
当然，这些表现，对于当时我的政治待遇、政策享受方面来讲，仍是毫无作用的。但从此却养成了我坚定、坚毅、坚强、坚韧的个性，造成了我宽容、仁爱、大度、友善的心性，炼成了我理智、豁达、宏观、体谅的秉性。真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爸爸与妈妈的争吵，也只是经济生活方面的问题。弄得夫妻争吵，家人反目的真正原因，无非就是“吃穿”二字。现在写起来这两个字很简单，但对于当时一家人的生存来说，真是个天大的难事。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城镇居民来到农村，不仅自家的生活难以维持，并且分享了当地农民本来就不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社员们嘴上不说，心里的疙瘩还是有的。
因为我刚从兵团回来探亲的前几天，爸爸和妈妈的争吵，还是比较克制的。时间一长，生活的困难依旧，家里的矛盾又暴露出来了。我幼时看到爸妈“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的记忆，再次出现在眼前。但是，我已经不是六七岁的孩童了。
在爸妈之间的争论、争吵之中，凭良心说，我站在妈妈的这一边的时候，会多一些。我和全家人都清楚：自从1955年9月13日以来，如果没有妈妈用她羸弱的身驱，这样的刚毅性格，坚韧与顽强地掌舵，我们家这艘又破又烂的小船，恐怕早就在暴风骤雨中，倾覆了、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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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8 09:3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