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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华强 2017-08-27
若杉因此迁怒于上海救国会，他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等人，并炫耀武力，以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上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于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并于23日上午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因为时间仓促，政府下令拘捕时没有拘票，甚至连具体罪名也没有来得及罗织。 1936年，全国人民呼吁国民政府抗日，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上海市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酿成七君子事件，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起营救运动。出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是，因为七君子事件引发的营救运动及20天后发生的"西安事变"，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悍然逮捕救国会领导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上海，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刊载团结御侮、反对投降的文章，成为抗日的喉舌，遭到政府查封。其后不久，《新生周刊》横空出世，继续为抗日救国鼓与呼。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上海文化界掀起文化救国运动，推举大律师沈钧儒为主席，邹韬奋等为执行委员，同时发表救国运动宣言。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于上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假宁波同乡会开会员大会，到会人数达三百余人，通过大会章程，选出马相伯、章乃器、陶行知、沈兹九、江问渔、沈钧儒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提出“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等要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提出了“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的主张。
面对全国各地纷纷要求抗日的怒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指责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1936年2月2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辨正》，义正词严地反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全国各地救亡运动的指责并认为“民族阵线的完整和破裂，这责任完全在当局。”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趁纪念五卅运动之际，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报刊报道，5月30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是日下午二时，假坐三商会，召开上海各界民众纪念五卅大会，到会群众近六千余人。”纪念五卅大会的次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大会发表宣言，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
与此同时，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上海日商纱厂华工因不堪忍受日商的残酷剥削和欺压，多次举行大规模罢工斗争。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对于工人罢工不仅表示同情与支持，并且“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
风起云涌的日商纱厂罢工运动，使日本资本家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救国会不仅在道义上声援，而且从经济上予以支持，日本资本家对此十分恼火，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干涉。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代表日商出面，与上海市政府交涉。若杉认为上海日商纱厂华工罢工之所以得以持久，上海救国会在经济上对罢工工人予以支持是主要原因。
若杉因此迁怒于上海救国会，他约见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提出四项要求，第一项就是逮捕救国会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仆等人，并炫耀武力，以日本陆战队相威胁。上海市政府在日本政府的压力下，于11月22日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并于23日上午移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因为时间仓促，政府下令拘捕时没有拘票，甚至连具体罪名也没有来得及罗织。
从现存档案看，七君子之被捕，主要是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以武力相胁迫，而国民政府为虎作伥。日本友人仁木富美子近年提供了在日本业已解密的1936年日本军令部的内部文件，文件有当时日本陆海军参谋总部和日本驻华外交机构来往的23封密电，其中有8封密电涉及“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18日，即七君子被捕前4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致电陆海军本部，称上海工人罢工运动有共产党领导：“本次罢工已偏离劳资问题 , 在抗日救国会(含共产党) 之领导下已恶化，观察者多数认为前途堪忧。”“18日下午寺崎（日本驻沪领事）往访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就已发电531号所述与之指出：……（一）逮捕除抗日救国会后台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外尚有五人……”19日，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佐藤三郎致电陆军参谋次长西尾寿造，认为罢工运动背后有共产党：“罢工背后策动之共产党及救国会因资金短缺，难于长期主宰罢工，然又认为此系预演总罢工之良好时机。”
这些解密的密电证实，当时日本政府认为共产党介入了上海抗日救国会，上海工人罢工背后有共产党因素，压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采取非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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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27 11:22:42
